禅与中国文学与艺术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素有别称为“象教”(形象教化)的佛教,以其生动形象化的散(散文叙述或议论)韵(偈颂)结合的佛经文学语体,以及其中的传记、譬喻、寓言、神话等,对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造像功德说和佛像的传入,开拓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兴起和繁荣局面。佛教的某些概念,也为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理论带来了新的转折。以下仅就禅宗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关系略说一二。

禅宗自中唐至宋代日渐兴盛,广泛地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居士禅应运而生,如宋代周必大在《寒岩什禅师塔铭》中所说:“自唐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当时大多数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好谈禅,或引禅入文,或援禅入诗,或以禅论书、以禅论画,等等,可说是蔚然成风。

“意境”(或称境界)是中国历代文学和艺术借以衡量作品高下、优劣、成败的最重要的范畴。“境界”,在唐代玄类译的《成唯识论》中讲得很多,姑且不引证。仅就禅宗来说,“境”(或境界)在禅宗看来有三个层次:(1)一切境(或境界)都是虚幻不实的,如《中峰和尚行录》中说:“说时似悟,对境还迷。”又如《元贤广录》中说:“则此境界,直如龟毛兔角,但以妄念分别,故虚妄有生耳。”(2)认识所达到的境地,如《五灯会元》卷二十“净慈彦充禅师”条:“……忽有个衲僧出来道:既是善知识,为甚赚人入镬汤?只向他道:非公境界。”(3)修行觉悟者对于事物真实相的认识体验,如《五灯会元》卷二十“云居法如禅师”条:“一法若有,毗卢(佛)堕在凡夫。万法若无,普贤失其境界。向这里有无俱遣,得失两亡,直得十方诸佛不见。”凡此种种,不一举凡。

唐代王昌龄在《诗格》引入宗门的“境界”说,并明确提出“意境”概念,他说: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刘禹锡进一步发挥,认为“意境”即是以少总多,并提出“境生于象外”之说。宋代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作世外文字,须换过境界。”明代王士祯说:“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画家董其昌将画室自命“画禅室”,并说:“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清代布颜图在《画学心法问答》中说:“曰:山水不出笔墨情景,情景者境界也。古云‘境能夺人’,又云‘笔能夺境’,终不如笔境兼夺为上。”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说,他认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他又在《元剧之文章》中指出:“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间,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

在古代文论中,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王士祯的“神韵”说等,都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主张有关。

禅宗的“顿悟”禅法,对于中国文学和艺术创作中突发灵感的悟性有很大的启迪。有人说创作灵感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不无一定道理,也可以看作是由渐修到顿悟的过程。

历代宗门中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诗僧、画僧、书(法)僧,他们将禅融入于文学和艺术实践中,同时也将文艺作为参究禅道的一种特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