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应该打倒孔家店，不能打倒孔夫子

　　 遥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以此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孰知，二十多年后，仍然处于改革开放征途中的中国，却出现了“传统文化热”。是世道轮回，抑或理性复归？耐人寻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轮“传统文化热”中，儒家文化独享盛名，孔子备受推崇。《论语》风行海内，孔学走红于世。每年“圣诞”之日，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孔仪式，官员也参与其中。仿佛“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热”中，甚至有学者呼吁，将儒教作为国教。更有八十年代的知名学者宣称中国应建设“儒家社会主义”。在文化日趋多元、思想日趋活跃的时代，学者标新立异，固不足为奇，但是那种将儒家文化与 “传统文化”等同起来的说法，却有悖历史，而且有可能在借鉴传统的时候蒙蔽人们的视野。

　　为了正本清源，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从10月11日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节目开播在即，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诠释他眼中那个“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孔子之前没有民间思想家

　　经济观察报：先秦出现了“百家争鸣”，在你看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易中天：那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当时出现了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思想家，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奇观！当然，诸子百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墨、道、法四家。在我看来，这四家学说的核心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如何治国，一个是如何做人。后世关注的也就是这两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今天，这两个问题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易中天：这两个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儒、墨、道、法四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学说，百家争鸣也是因为孔子引起的。因为在孔子之前没有民间思想家。虽然孔子做过一点官，但是他主要是在民间活动。

　　经济观察报：孔子的思想来自何处？

　　易中天：概括地讲，来自历史。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周朝之前是殷商王朝。殷商文化的特点是“尚鬼”，以神为本。殷商统治非常残暴，不把人当人，搞“人殉”和“人牲”，就是用活人做牺牲品，用活人殉葬。后来周人“闹革命”，夺取了殷商王朝的天下。殷商的灭亡非常快，只用了一个月就垮台了。

　　经济观察报：比伊拉克的萨达姆还快。

　　易中天：萨达姆还支撑了五十三天，殷商才三十多天就亡国了。要知道，那是冷兵器时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不发达。殷商亡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殷纣王派来迎击周武王的军队，到了前线就调转矛头。临阵倒戈，说明殷商统治太不得人心。周代的统治者对于殷纣王的迅速灭亡感到恐惧，而且他们要解释政权的合法性。他们的政权是从别人手上夺过来的，不能说“老子打下的就是老子的”，这个话不能讲。所以周公就讲“德”，殷纣失德所以亡国，周以德得天下，所以也要以德治天下。

　　经济观察报：西周的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开始废除“人殉”和“人牲”。

　　易中天：这实际上就是原始的 “以人为本”，这真是周人了不起的地方，他们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没有被冲昏头脑，有忧患意识。

　　周原来是一个农业民族，而殷商这个民族是一个工商业民族，所以周人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的政权。取得天下后，周天子按照宗法制度确立君臣关系，将家人亲属分封到各地，就是把天下分给诸侯，划一块地方给某人，这叫“封”，派一个诸侯去统治就叫“建”，合起来叫“封建”。诸侯再按照同样的道理往下分封。这就把封建制和宗法制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天下、国、家三个层次。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奴隶形成一个层次鲜明的等级，而人是追求平等的，对等级是不满意的。怎么办呢？首先用礼来规范。“礼”的核心就是宗法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但是心里还不舒服，就用“乐”来调剂。乐有差别，多样统一，这就是和谐。所以是宗法、封建、礼乐三个制度，合为“家天下制”，这就是周的制度。

　　经济观察报：周朝同时实行了三个制度：宗法制度、封建制度、礼乐制度。三个制度，三位一体。

　　易中天：周人很清醒，他们以德治国，礼乐辅之。周公的东西就是“以德治国”，即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持和谐，这就是周公的“一个核心，两个支撑点”。西周是标准的小康社会。但是到春秋的时候，礼坏乐崩，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大家都胡来，所以有了孔子出来救世。孔子的梦想是恢复西周的秩序，实在不行打个折扣，回到东周也可以。他继承了周公的东西，要求“以德治国”，希望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持和谐。孔子特别强调仁爱，这是他的贡献。

　　反对儒家的墨家与道家

　　经济观察报：许多人反对孔子的救世方案。

　　易中天：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墨子。简单地说，孔子认为，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是因为“礼坏乐崩”，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克己复礼”，把秩序重新维护好，天下就不乱了。墨子说不对，天下之所以乱就是因为秩序不合理、不公平，大家都是平等的，凭什么要分那么多等级？要平等，要博爱，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兼爱”，才能救世。这就有了墨家。

　　经济观察报：墨家主张建立另一种秩序。

　　易中天：对。孔子主张回到西周，墨子主张回到禹世，也就是大禹的时代，一种更古老的秩序。墨子有两个重要的政治思想，一个是“兼爱”，兼爱是讲平等、互利、博爱，这很了不起。所以，清末的时候一些人鼓吹平等，就注重墨子的思想。

　　经济观察报：墨子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什么？

　　易中天：人人平等之后，墨子面临一个难题：大家都平等了，各行其是，还是天下大乱，听谁的？墨子主张“尚同”。“尚同”的意思是什么呢？村民如果意见不统一，就听村长的；村长意见不统一，就听乡长的；乡长的意见不统一，就听大夫的；大夫的意见不统一，就听国君的；国君意见不统一，就听天子的。

　　经济观察报：还是“民主集中制”呢。

　　易中天：马马虎虎就算是吧，也要打引号呢！但是集中的结果是，一人独裁，走向专制，甚至走向特务统治。天子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怎么知道一切信息？墨子说有人告诉他（天子），是谁告诉他（天子）的？两种可能，一种是有专职特务，再一种更恐怖，人人都是告密者，那样真恐怖。

　　经济观察报：人人都向领袖献忠心，人人都是告密者，这真可怕！道家怎么说？

　　易中天：儒家主张回到西周，墨子主张回到禹世，道家说你们这都不对。因为不管是要哪种秩序，都是想代天立法，太狂妄了。

　　经济观察报：也是“致命的自负”。

　　易中天：太自负了，总以为人可以做点什么，你要知道人不能做什么，只有“天”才能做，人怎么能代替天地呢？天有目的吗？没有目的。但是它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和睦的，就是“无目的合目的，无规律的合规律”，自然万物是非常和谐的。所以真正的方法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老子说得很清楚，“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领导人糊里糊涂的，民众就纯朴；庄子说“上如标枝,民如野鹿”，领导人要像一片树叶一样，老百姓就像野生动物一样，那是好社会。最好的政治就是“太上下知有之”，老百姓知道上面有一个人，下面也不怕他。“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经济观察报：还是要有一个领导人，有了比没有好，有点像君主立宪。

　　易中天：你也不要太抬高他，不是立宪，是 “虚君共和”。他们是连“宪”都不要立的。道家就是无为，自然状态，社会就是一个自发秩序。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不可行的，最后导致无政府主义，肯定是不正常的，这才有了法家的出场。

　　法家的可爱与可怕

　　经济观察报：法家反对无政府主义，主张强大政府。

　　易中天：这是人们的误解。其实，法家继承了道家的思想，也主张无为。韩非主张，君主什么都不要做，而且越傻越好，很精明的就要装傻，不能逞能，不要炫耀自己的多才多艺。韩非说，一个君主一旦表现出自己的某方面才艺，下面就知道你的心思了。你要永远让下面的人猜不透你的心思，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也不知道你不喜欢什么，他们永远在那儿忙忙碌碌，你永远在那儿清静无为，这就是好的政治。

　　经济观察报：最高领导人是这么一个人，国家怎么可能治好呢？

　　易中天：法来治嘛，不要人来治。儒家讲礼治，就是用礼来治；墨家讲人治，就是“尚贤”；道家讲不治，清净无为。法家讲法治。韩非说，君子不要圣明，也不要能干，他只要做到一条，就是守法，严格按照法来做，就是法来治。韩非明确讲“以法治国”。是“以法治国”，不是“依法治国”，是法治，不是人治。而且韩非强调法治的三原则：一、固、显。“一”就是统一、唯一，“固”就是不变，“显”就是公开。一旦制定了法，第一要统一、唯一，第二要永远不变，第三要公开透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开、公正、公平，这就是法家留下的遗产。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傻子都能当君王，因为用不着他做，法就能做。韩非讲得很清楚，尧舜、桀纣是个别现象，大多数的君主是“中人”，是普通人。第一比不上先王，先王有丰功伟绩；第二比不上圣人，圣人有高风亮节；第三比不上贤人，贤人有聪明才智。都比不上，你凭什么当君主？

　　经济观察报：合法性何在？

　　易中天：合法性来自世袭。但是在世袭制度下，一代不如一代，你不能指着个人品质，只能依靠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以法治国。法家强调制度，认为制度比人重要。

　　经济观察报：这点确实是了不起的。但是秦始皇实行的不就是法家那一套吗？事实证明那套东西最后搞得很不好，秦仅及二世即亡。

　　易中天：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从技术上讲，法家是最成功的，最面对现实，也最与时俱进。法家学说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皇帝再小都没关系。他们把整个国家设计成一个机器了，只要按一下就行了。但是他们忘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治？儒家说我们要这样的秩序，墨家说我们要那样的秩序，道家说没有秩序的秩序就是最好的秩序，法家说法治的秩序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秩序？墨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了天下人的幸福。这就是墨家的可取之处，而法家只是为了君主一个人的幸福。

　　经济观察报：明明只为了君主一个人，却口口声声为了天下苍生、江山社稷。

　　易中天：为了保证这一个人的幸福，就必须牺牲所有的人。在法家设计的社会里，只需要四种人：君主、官吏、农民和战士。农民种田，战士打仗，甚至农民农时种田，战时打仗。官吏是连接上下的执法者，只要这几种人，其他的统统消灭。法家既反儒家也反墨家，“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统统消灭。推行法家这一套的实践者就是商鞅，商鞅变法，实际上是剥夺封建领主贵族的权力，把这些权力全部收到国君手上。把权力收归一个人了，把所有的人民训练成如狼似虎、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

　　经济观察报：当时他们很多人表扬商鞅做得好，社会治安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易中天：确实做到了。为什么呢？没人敢。这叫做“勇于公斗，怯于私斗”，只为国君杀人，不为自己杀人；只杀外国人，不杀本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所以最后秦国兼并天下了。兼并天下以后，就“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要找老师，老师就是官员；全国人民要读书，只能读国法、读王法，不准有别的书，最后就导致“焚书坑儒”。这样一种制度怎么能维持长久呢？所以秦二世而亡是必然的。

　　经济观察报：秦国因暴政而亡。

　　易中天：既不是仁政，也不是暴政，是苛政。为什么呢？暴政就是完全凭个人的喜好行事，没规矩，不按规矩出牌。秦国是按照规矩出牌的，以法治国，不暴，但是苛，苛到你在路边扔一个烟头，手就没了！把社会设计成一个机器，严格按照设计好的图纸来装配，不尊重个人的意志。按照现代社会学的说法，就是把社会当成一个工程，大家都是螺丝钉。法条苛刻到无所不包的程度，涉及到人所有的方面，而且是严刑峻法。韩非子讲，君主手上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就赏得臣下感恩戴德，罚就罚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韩非子还主张君主要有“势、术、法”。首先要保证有威势，威慑力；第二个是术，就是权术；第三个是法。法一定要公开，术一定要藏起来。所以我把法家的主张总结为 “两面三刀”。“两面”是赏、罚，“三刀”是势、术、法。有了“两面三刀”就可以“横行霸道”。所以法家的思想就是“两面三刀”，就是“霸道”。

　　经济观察报：法家的 “以法治国”，和现代社会中的“以法治国”有什么区别呢？

　　易中天：“法”不一样，法家的“法”是王法，是为了一个人的幸福而制定的。君主是立法的，既不是“王在法下”，也不是我们理解的 “王在法上”，应该叫“王在法中”，王就是法，法就是王。君主是立法的，官员是执法的，老百姓是服法的。人民不是立法者，这是和我们现在讲的“以法治国”的根本不同。现代社会的“以法治国”是维护人民的权利，是为了保护人权。而在法家里是没有人权概念的，所以到最后，商鞅自己也成了牺牲品了，成了“作法自毙”的典型。他最后被人控告“欲反”，想谋反，他没有办法辩白，只有逃跑，但是无处可逃，他没有身份证，没有暂住证，最后被抓住车裂。

　　“百家争鸣”的宝贵遗产

　　经济观察报：随着秦国兼并天下，“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结束了。

　　易中天：我们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历史结束了。因为法家的治国理念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秦二世而亡，汉接过来天下以后，先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民富国强之后，汉武帝有所作为的时候，就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实质上是“内法外儒”，儒家和法家共同执政，他们都是“执政党”，道家变成“在野参政党”，只有墨家变成“地下党”。

　　经济观察报：儒墨道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易中天：对，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谁也不能独尊，谁也不能全盘继承，只能抽象继承。为什么只能抽象继承呢？因为他们留下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治国，如何做人？至今仍然是现实问题。只是今天的历史背景已经变了，“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这样的情况下，你既不能用 “旧船票”，也不能用 “新船票”，只能用抽象的“灰色船票”。

　　经济观察报：具体而言，我们今天能够从儒墨道法那里继承什么呢？

　　易中天：墨子是讲平等的，他反对儒家的不平等，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从墨家那里，我们可以继承的是平等、互利、博爱。如果说墨家更关注社会，那么道家则更关注人生。老子讲人生智慧，庄子讲人生态度。道家留下的人生态度是真实、自由、宽容。而法家关注国家，主张“以法治国”，所以法家留下的是公开、公平、公正。

　　经济观察报：儒家呢？

　　易中天：儒家关注文化，孔子最关心的是文化。许多人认为孔子是道德至上论者，但是在我看来，孔子认为文化高于道德。孔子讲仁爱，孟子讲正义，荀子讲自强。所以儒家留下的是文化价值：仁爱、正义、自强。儒家留下的仁爱、正义、自强，墨家留下的平等、互利、博爱，道家留下的真实、自由、宽容，法家留下的公开、公平、公正，就是先秦百家争鸣的宝贵遗产。所有这些，都应该抽象继承，但首先要正本清源。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把遗产理清楚。如果连自己的老祖宗有些什么东西宝贵都不知道，怎么伟大复兴，怎么和平崛起？

　　坏在“独此一家”

　　经济观察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一场PK。

　　易中天：我称之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场奥林匹克，也可以把它比喻为“铁匠铺”。一个民族的思想、灵魂、智慧是需要锤炼的，就像打铁一样，需要反复锤炼，不能说哪一榔头是对的，别的榔头打得都不对，其实都对。儒墨道法四家，都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都应该继承，当然是抽象继承。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这四家，是中华文化里面最具原创力的东西。

　　易中天：对。此后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史的格局，那时候已经奠定了。这是轴心时代思想的共性。“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著名命题，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思想文化地图就是那时候画出来的，不可能再有这样一场盛宴。

　　易中天：那是千古的绝响，但是留下来的东西确实值得一再品读、回味。套用尼采的比喻，先秦诸子的思想就像一口永不枯竭的泉，只要把水桶放下去总能打到水。他们是永不枯竭的泉水，是中华文化的源泉所在。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先秦时代会有这样的思想盛况？

　　易中天：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心智的成熟。民族成熟了，已经到了青春期，是生命活力迸发的时候。第二，是社会的剧变。那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必须回答。第三，是士人的崛起。就是出现了思想家的阶层。如果没有民间思想家的出现，如果都是官学，就不可能有这场大PK，不可能有这场盛宴。

　　经济观察报：我注意到，你似乎更多地强调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继承，而没有讲到对它们的批判。先秦诸子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影响了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来自先秦诸子。

　　易中天：对后世产生副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独尊”。比如儒家学说，首先的问题不是儒术有什么问题，而在于它被“独尊”了。将思想定于一尊，用一种学说强行统一人们的思想，影响非常坏。原来互相辩论，思想是良性的，是活的，一旦从民间进入庙堂，被供起来，就成了死水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后来者的问题，不是先秦诸子之过。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坏。

　　经济观察报：所以最重要的并不是打倒孔夫子。

　　易中天：我的观点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并没有错。应该打倒孔家店，但不能打倒孔夫子。孔夫子很伟大，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全人类认同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况孔家店也不是孔夫子开的，是后人打着他老人家旗号开的，其中难免 “假冒伪劣”和“走私贩毒”。当然，孔家店的首要问题，也不是“店”里的“货”都不好，也有“好货”。坏就坏在“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应该依据《反垄断法》进行处理。只要允许墨家、道家、法家等等都开店，我看孔家店也可以开，只不过我们得“识货”才行。自己“不识货”，就怪不得孔夫子。他老人家，哪里顾得了身后那么多事？我感叹孔子的命运，写了一首诗——

　　非佛非仙也不癫，

　　圣人原本食人间。

　　后儒要吃冷猪肉，

　　便设神龛算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