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可禅学思想的特色

慧可禅学思想的特色

真禅

慧可(487-593)，我国禅宗第二祖，南北朝时之禅僧。河南洛阳人。俗姓姬，初名神光，又作僧可。幼年时即于洛阳龙门香山依宝静出家，于永穆寺受具足戒。早年周游各地，听讲受教，遍学大小乘义，参禅冥想，又精研孔老之学与玄理，因而通达内外学。他博览群书，常常慨叹说：“孔老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于是热衷于精研佛教教理。听说菩提达摩止息少林寺，乃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前往嵩山少林寺，参谒达摩祖师。当时达摩在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不谈学问，听到有名的学者慧可也向菩提达摩学习禅法，“一时令望，咸共非之”，颇不以为然。

慧可初至菩提达摩处，达摩不让见，慧可乃终夜立雪中，一直到天明，达摩仍不许其人室。慧可乃以刀自断左臂，以表示求道之至诚。至此，达摩才允其人室，得以当面谒见，最后得以大悟，达摩并赋予大法，传给衣钵。但在道宣的《续高僧传》卷十六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在北周武帝灭法时，慧可与达摩的另一弟子昙林，为了“共护经像”，结果两人各失一臂。还说，因为慧可“以法御心”，所以虽断臂也“不觉痛苦”。

以上两种说法，后世皆依前面一种说法，认为慧可为了表示求道之诚，才以刀自断左臂的。我也认为这一说法比较符合情理。

慧可在嵩山少林寺，从学菩提达摩6年，尽得菩提达摩所传。其禅学思想，基本上继承了其师菩提达摩的传统，但亦有所发展。史载达摩曾以四卷《楞伽》授予慧可，故《楞伽》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同时，慧可也坚持了达摩“二人四行”的禅法，并在此基础上大大地发展了一步。

达摩的“二人四行”禅法，首先是“藉教悟宗”，然后是“壁观”，接着是抛弃经教文字的束缚，最后达到“与道冥符，寂然无为”的境界。慧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表现在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和“不立文字”等等法门，都作了明确的论述和回答。

表达慧可禅法中“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思想的，以《五灯会元》卷一《初祖菩提达摩大师》条所载慧可和菩提达摩初见时关于“安心”的一段对话最为典型。

慧可立雪断臂，达摩答应收他为弟子时，慧可一开口就直接提出关于禅宗传法的“心印”问’题。当时慧可询问达摩说：“诸佛法印，可得闻乎?”按照常情的回答，一定是“可以得闻的”，而且会举出佛法的基本理论，诸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等等。而菩提达摩的回答，则如同他初见梁武帝时的回答一样。菩提达摩与梁武帝的问答是：

梁武帝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梁武帝在这里说的是事实，他自称帝不久，就把佛教定为国教，他本人曾四次舍身金陵同泰寺为奴，又四次为臣下以巨款赎回。有梁一代，仅金陵一处，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因此，梁武帝总认为自己是功德无量的。哪知菩提达摩的回答却是：

“并无功德。”对于这种彻底的否定，梁武帝当然不服，于是就追问：

“何以无功德?”达摩又回答说，因为“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意思是说，你所做的这些，只是三界六道中人道和天道(佛教称六道轮回为地狱道、畜生道、饿鬼道、阿修罗道和人道、天道)所得之小果，是有漏法之因，好像人影是随着身形而来的，虽然是有，但不是实在的有，做得再多也不会成佛。梁武帝听了，仍不甘心，乃继续追问：

“如何是真功德?”菩提达摩仍以否定的方式作回答：“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这是说，真正的功德，是不能靠世间所做的一套，如造寺写经、戒斋度僧、坐禅念佛等所能得到的。梁武帝一听，这与佛经上说的完全不同，不由得恼火起来，于是就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菩提达摩的回答是“廓然无圣。”意思是你梁武帝所说的“圣谛第一义”是不存在的。这下子让梁武帝抓住了话柄，说：“对朕者谁?”意谓站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难道不是佛弟子吗?难道不相信佛法吗?出于梁武帝的意料，达摩回答说：“不识。”梁武帝对于达摩的回答不能领悟，达摩也自知两人语不对机，于是就潜行至北魏，前往嵩山少林寺。

菩提达摩回答慧可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仍是按照这种思路，说是“诸佛法印，匪从人得。”既然诸佛法印不能从他人求得，那就只能向自己的内心去求得了。慧可不理解诸佛法印，就认为自己的内心不安宁，于是对菩提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一听，就知道慧可对“心”是什么，“心在何处”都没有搞清楚，所以马上说：“将心来，与汝安。”意思是只要你能把握住这个“心”，我就能为你安心。“可良久曰：觅心了不可得。”是啊!慧可自己以为“未安”的“心”，实际上不知在何方，怎么能觅得呢?哪知达摩竟说：“我与汝安心竟。”达摩回答竟如此简单直接。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达摩为之“安心”，“心”本来就好好地在慧可身上。“心”本来就圆满无缺，根本用不着去“觅心”、“安心”。所以当达摩“我与汝安心竟”的“竟”字一出口，慧可即恍然大悟，实现了最后的飞跃，展示了无限风光。于是，慧可丢掉了所有的思想包袱，结束了他的挣扎与苦斗，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可说是慧可的典型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风。

慧可追随菩提达摩6年，最后向达摩显示了自己的悟境，并传递了自己对禅法的体验。菩提达摩“欲返天竺，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这时有一位弟子名叫道副，对菩提达摩说：“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菩提达摩说：“汝得吾皮。”

另一位弟子尼总持对菩提达摩说：“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閦佛国，一见更不再见。”菩提达摩说：“汝得吾肉。”

又有一位弟子道育对菩提达摩说：“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菩提达摩说：“汝得吾骨。”

最后慧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向菩提达摩礼拜以后，仍旧是“依位而立”。菩提达摩说：“汝得吾髓。”(以上引文见《五灯会元》卷一《初祖菩提达摩大师》条)

在这里，道副讲了“不立文字”的道理，即不能离开文字，又不能执着于文字。这与达摩所讲的“藉教悟宗”、“不随他教”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尼总持讲的“一见更不见”，实际上即是“顿悟”的教旨。道育讲地、水、火、风的“四大”本来是“空”的，色、受、想、行、识“五阴”也是不实在的“非有”，所以是“无一法可得”。他们三人的回答，都是“教外别传”的南禅宗义，但用言语说了出来，就不是真正的“不立文字”了。因此，达摩对于他们三人的回答，只是作了有保留的肯定。相比之下，慧可就高明得多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站起来，向达摩显示他自身的存在。菩提达摩一见，知道慧可已经大悟，于是就将“正法”和衣钵都传给了他。这一段故事，可说是慧可最典型的“不立文字”的禅风。这种禅风，与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可说是一脉相承。

《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还记载了慧可与向居士的一段对话，从中亦可窥知慧可禅学思想的另一特色。其中先引向居士的问话：“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喻默声而寻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诤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这里向居士认为，不能“除烦恼而求涅椠”，“离众生而求佛”。因为“迷悟一途”，“愚智非别”。这样就把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差别等量齐观，认为“得”就是“无所得”，“失”就是“无所失”。慧可的回答是：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

迷摩尼谓瓦烁，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

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观身与佛不差

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慧可的回答认可了向居士之说，同时又作了补充。认为诸法“非真”、“无实”，也就是“真如”、“幽理”；说万法“幻化”、“虚妄”，也就是“万法即真如”。

在这番问答中，向居士说“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慧可则说“无明智慧等无异”、“观身与佛不差别”，两人所说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都把愚与智、迷与悟、众生和佛身这三者等同起来。同时，他们都反对除烦恼别寻涅槃，离众生身另求佛身。这些说法，都为学佛者提供了自尊和信心，增添了许多人生的积极性。

总起来说，慧可继承和发展了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从而使达摩禅的传承增加了新的内容。无论在宗教理论上，还是在宗教实践上，慧可所发展的达摩禅法，与他同时和此前流行的禅法，都有所区别，从而使禅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慧可作为第一个华人祖师，他对传承达摩的禅法，以及后来禅宗的形成，可以说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但他晚年的境遇并不好。

达摩西归后，慧可于北齐天保三年(552)授法于其弟子僧璨。其后赴邺城演说《楞伽经》义，凡30余年。据称韬光晦迹，人莫能识。这是说，慧可的禅学思想，在当时并末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当时“合国盛宏讲授”，其禅法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因而无法弘大，甚至经常受到种种非议和迫害，终于在隋开皇十三年(593)示寂。

(原载《中国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