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

　　一、 什么是经典？

　　所谓“经典”，依《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所给的第一层意思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所谓“文化经典”，则是对于某个文化传统而言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这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就是指儒家的四书五经（或《十三经》），道家的《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墨家的《墨子》，兵家的《孙子》，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坛经》，史家的《史记》等等。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当然各自有自家的经典，比如《荷马史诗》、荷西奥德的《神谱》、柏拉图的对话集、《新旧约全书》、《塔木德》、《莎士比亚戏剧集》、《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吠陀》经、《薄伽梵歌》、《瑜珈经》、《阿含经》等等。它们在每个伟大文化的历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与引导的作用，是灵感的来源，思想运动的来源，话语的来源，甚至是习俗民风的来源。文化经典在极深刻意义上参与塑成了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世界。

　　文化经典的表达方式几乎都是民族语言，它们起作用的方式既有“讲道理”，也有“熏陶”，还有“建立某种意义上的规则”，以及“课本教材”等。文化经典如古典“百科全书”，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仪式学、医药学等内容，其中蕴含着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审美情趣等，是人生教育学典籍，或者说是人生的课本、教材。中国文化经典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培养、教育、塑造学生的最权威的课本和教材，靠一代代人的传承、诵读、解释，并在传承解释中发展、创新。

　　二、回溯源头、传承命脉

　　1995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以016号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紧急呼吁》以焦急迫切的文字，为我们敲响了传统文化正处于存亡续绝关键时刻的警钟。

　　《紧急呼吁》指出：“我们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的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1976年7月8日赵朴初老人又给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写信说：“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在此存亡续绝之际，我和其他八位老人发出了‘建立幼儿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这一呼吁得到铁映、岚清两位领导的高度重视，我深表感 谢。………两年前发出紧急呼吁时，夏衍老人还在世。如今夏老故去，冰心、曹禺身体都很衰弱。我们以风烛之年，未敢忘继承民族的文化，希望您们能让我们在有生之年重听弦歌，到古典学校中去走一走，看看后继之人。”

　　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文中指出：“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到了80年代，叶圣陶先生在重印《经典常谈》一书时，进而指出：“经典训练不限于学校教育的范围而推广到整个社会，是很有必要的。历史不能割断，文化遗产跟当今各条战线上的工作有直接或间接的牵连，所以谁都一样，能够跟经典有所接触总比完全不接触好。”

　　清代学者龚自珍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体现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优良传统道德至少应视为治国者的教材，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民族存灭！著名爱国人士闻一多先生在抗战时期讲过的一段话至今令人深思：“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被征服与其他方面征服百千倍之。”

　　请看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密手册中，对付中国之十条诫令——初撰于1951年，现已解密。

　　“尽量用物资来引诱败坏他们青年，鼓励他们渺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作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美国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一定要把他们（中国）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音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中国文化经典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生存数字化、文化多元化浪潮汹涌发展的当今世界，如果我们不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号召青少年儿童诵读我们传统的文化经典，那么我们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有成为文化上的流浪民族的危险。

　　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说：“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地延续了下来，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源流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我呼吁，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这样我们的子孙就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世界里。我坚信这样一个无限光明、无限美好的明天必将到来。”

　　今天为什么还要青少年儿童读中国文化经典？我想主要是温家宝总理讲的是为了“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的需要。如果你不想完全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那么诵读代表自己文化传统的典范性文本，是承继传统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其意义又不止于此。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9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传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是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回顾源头，还原其最原始的形态，回复到事物最根本的精髓，然后再前进，“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多元的发展。

　　中华文化应该成为多元文化中强劲的一元。所以说，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的经典教育在民族文化自身建设、民族精神的培育、传统优秀思想与文化的弘扬等方面的价值不能低估。我们应当确立起强烈的民族精神自强意识、民族文化发展意识、优秀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再生创新意识，把潜在的精神资源转化成现实的精神发展与建设的能源和动力。我们应以一种包容博大的文化与思想胸襟放眼世界与未来，凭借从慎重检视和细致考辨过的文化经典作品中汲取来的强大的精神原动力和民族自信心，来参与这场全球性的文化与思想的现代较量和交融。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旁观者，更不甘心成为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凭借五千年灿烂文明所凝结的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以文化挑战者和应战者的双重身份出场。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盲目热情，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良知与民族精神理所当然地应承担和接受的文化使命，因此全民读经，尤其是青少儿读经，这种经典教育和经典训练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是培育、生成、壮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民族精神的过程。我们应以此姿态迎接人类文化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参阅潘庆玉《全球化语境中的经典教育》，《当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12期）

　　三、蒙以养正圣功也

　　从中国教育历史发展上看，大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一是自传统三皇五帝的时代至清朝末年，为“人文”阶段。公元前二十六世纪的黄帝是中国“人文之祖”。黄帝以前中国已有文化尚无文明，黄帝开始，中国既有文化更有文明。文化与天然相对，文明与野蛮相对。黄帝以来中国文化也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也是中国文化。据董仲舒说，五帝时学校曰“成均”，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机构的名称。据《周礼?春官下》“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照此解释，则“成事已调之乐”曰“成均”，则“成均”的教育内容始于乐。

　　据《庄子·在宥》：“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庄子·马蹄》：“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这就是说，中国教育始于黄帝时代，以仁义礼乐作为教育内容。黄帝时代之前，人与禽兽分不开；从黄帝时代开始，通过教育，人才与禽兽分开，人才脱禽兽状态。照此说来，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区别人与禽兽，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使人不是禽兽，这是对中国教育的启示，这点启示有如明日当空，照亮了中国教育的道路。所以《孟子·滕文公上》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是道体艺用，重道轻艺。重道是对的，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一阶段的后期重道轻艺，又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二是近百年来为“科学”阶段，这一阶段引进西方科学教育，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其特点是重艺轻道、学艺忘道。

　　三是目前正在探索并发展为“人文与科学”阶段，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协调发展的阶段，是使道艺统一的阶段。科学教育是以实际科技知识的掌握、各种技能的训练为根本，人文教育则是着眼于人格的养成，道德品质的提升。科学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世界的科技知识与能力，而人文教育则更多地关注精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建设问题。正在发展的阶段，是前两阶段的修正、整合而逐步探索形成的理想的教育阶段。在“人文与科学”阶段，并不只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并不只是学人文者兼学科学、学科学者兼学人文，而是人文为科学启示方向，而是学校师生体现人文精神。

　　蔡元培先生1921年应邀去美国访问，他在美国着重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尤其介绍了孔子、墨子的教育思想，在考察欧美教育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孔墨的精神，二是英国的人格教育（绅士教育）的精神，三是德国、法国的专深研究，四是美国之服务社会之教育等。他说：“教育应采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照以上所述之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应参酌兼采。”（《在柏克来中国学生会演说词》）。

　　但我们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蔡元培先生的这些思想，近百年来我们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却抛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忽视了学习西方与自己优良传统的结合。从西方引进的教育，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实证主义”、“工具理性”，落实在教育实践中，很容易将教育活动片面发展为“技术性”问题，只讲求实用，强调效率，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而对目的视为理所当然，不再加以思考批判。人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严重失衡，人的工具理性的追求与价值理性的追求严重失衡，在人的物欲动机的驱使下，已到了赤裸裸而无以复加的地步。问题就出在教育，表面上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重视教育，但忽视了教育之本，使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成了一架架物欲主义的机器，所有智力、知识、技能并不代表人的本质力量，只是标志着获取物质财富的水平差异。现代化建设，教育为本，这已是共识，可是本中之本又是什么呢？教育归根究底是一个“人的品质”的问题，而人的品质主要决定于“教育的品质”。由于教育本末倒置，忽略了人文教育，忽略了教育过程中价值和意义的创造，片面把教育当成经济发展的工具，终于会使整个社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杨叔子院士发表了一篇文章《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9日）他说：第一重理工轻人文，重理工对、轻人文错；第二重专业轻基础，重专业对，轻基础错；第三重书本轻实践，重书本对，轻实践错；第四重共性轻个性，重共性对，轻个性错；第五重功利轻素质，重功利对，轻素质错。他说80年代曾去美国的一个大学访问，有几位华人教授讲，内地教育有个缺陷，什么缺陷呢？内地来的留学生ABC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请问这种学生毕业出去以后能不能为中华民族服务？“我认为他们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刻，也非常生动，ABC很好——外语很好；XYZ很好——数学很好，业务很好；懂得美元、英镑——会打经济算盘；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祖国地理，对祖国的地理知之甚少；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不太了解民族的历史，对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对祖国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这种高层人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地理、历史知之甚少，对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可不可能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有感情？会不会为这个国家与民族很好去服务？现实的很多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个批评是对的。”

　　南怀瑾先生也说过：“从儿童时期诵读历史经典名著，是我们一贯的基本教育方法，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诸位先生，又如吴大猷、苏步青等诸位先生，都是在幼年时期受过这种启蒙教育，有了中国文化的底了，然后又接受新时代的科学思潮，才影响了这段历史。可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 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我们逐渐忘失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文化教育精神。其实，据我所知的欧美国家也开始反思现代教育中的流弊而逐渐恢复传统的诵读法了。因此我们有责任对未来的一代，担负起这项文化断层重整的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只偏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而提倡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算术并进的教育方法。还需要注意的是，儿童读经典不是注入式的刻板教育，而是启发式的活泼愉快的学习，是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有益于儿童智慧开发的一种教育方式。也有人怀疑，背诵之后会不会忘记呢？我的答复是，会忘记的，可是在心灵纯净的童年时期记诵下来的东西，如同每天的饮食，会变成营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长大之后学习、工作、待人接物中自然运用出来。”

　　近代的“五四”运动对国人进行了民主与科学的启蒙，那次启蒙运动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但是，“五四”运动把中华文化经典完全解构了，其结果是中华文化经典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消亡了，我们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大多知道西方文化而不知道中国文化了。“五四”运动对中华文化而言，有破而无立，现在我们主张全民读经，尤其是青少年儿童读经，就是又一种启蒙运动开始了。这一启蒙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国人进行启蒙，这是对“五四”运动的超越和拨正，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再启蒙。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认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从少儿读经做起。

　　《易经》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蒙童时代应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这是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圣贤君子，堪称人格典范，达到了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让少年儿童诵读中华文化经典，即提供他们做人的思想和行为指导。如“天下为公”的理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志；“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雅量；“高山流水”般的友谊；“见贤思齐”、“无欲则刚”的人生哲理等。正是这些为人之道，在中华文明史上曾哺育了无数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使他们为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让我们的少年儿童诵读中华经典，就是让他们从中汲取营养，从小学会做人，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抵制形形色色的精神污染。

　　中华文化经典对爱国情感的培育、人格的熏陶、习惯的养成、环境的造就、传统的形成太重要了。何况对于开拓思维、培养灵感、孕育创新的能力，人文文化经典有着巨大的作用。我国著名学者、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宓先生曾提出文学（文化）经典教育的作用是“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性，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

　　刘梦溪先生说：“就个人的修养而言，阅读经典文本，是使阅读者经历一种文化濡化的过程，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受传统文化资源熏陶得比较多的人和受熏陶比较少的人，其气质风度是截然不同的。朱熹就说过，读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变化气质。读古人书，与古贤为伍，是一个人精神境界高尚的表现，可以提示人们不要堕入俗流。有时我们称赞一个人的文章写得好，会惊叹地说是古人的文章，这是极高的奖赏。古人、古贤、古书都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代称，接触多了，势必使一个人的气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很多人都发生气质的变化，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就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阅读本民族的文化经典，在个人，可以变化气质，对社会而言，可以转移风气”。（《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

　　母语，对于一个少年儿童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诵读中华文化经典，引导他们感悟母语之美，感受正确的而自如地运用母语表达自己的快乐，建立与母语的血肉联系，将母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扎根在心灵深处，并在此基础上构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爱因斯坦说过，对世界名著、文学名著没阅读、不欣赏的人，等于高度近视的人不戴眼镜。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族群，有了伟大人物不知道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既然西方人从小诵念《圣经》，伊期兰人从小诵念《古兰经》，我们中华民族有那么多的文化经典，为什么不培养少儿诵读呢？既然西方的教育理念之一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斯多德同在，与真理同在”，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建立类似的教育理念：“与孔子同在，与老子同在，与真理同在”呢？

　　四、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

　　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先生曾说过“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在几十万年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靠口耳相传，背诵民族歌谣、背诵民族史诗、背诵自然和社会常识、道德格言等，这种诵读活动既保存了人类的文化，又发展了人类的智慧。人类的童年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它必然也反映在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中。13岁之前是人记忆力的高峰，在这个时期多背诵人类历史文化名著，就可以激活儿童的脑力，训练记忆力，发展其智力，开发其智慧。

　　若从幼儿大脑的成长生理角度看，诵读文化经典可大大促进大脑的发育。初生的婴儿头脑里约有140亿个细胞，和成人的脑细胞数量一样，但脑重量却不一样，初生婴儿是0.6公斤，成人却是1.5公斤。 这些增加的重量就在于细胞和细胞间网络的连结。3岁时网络连接大约完成50%—60%，6岁时大约完成60%—70%，所以在6岁前，甚至3岁前，要给孩子许多文化刺激，包括听最好听的音乐，看最好看的画，读最好的古代诗文等，因为每一次的刺激，都会使脑细胞多一些连结。刺激越多，连结越多，网络越完善，智力发展越快。

　　人类终其一生，脑神经元细胞数目不变，神经突触数目决定智能高低，多刺激多使用头脑，可增加突触数目，而此作用必须在3岁前才有效。若3岁前脑神经元没受到足够的刺激，不仅不增加，连原有的脑功能都会退化。这里所说的文化刺激，其实就是早期教育，譬如两个月大的婴儿，随时让他聆听古典音乐，视线所及处挂上多彩的图片，4个月大的婴儿常让他捏玩物品，常和婴儿说话，甚至6个月开始，在小床上悬挂字词，教他看字，并且多讲故事给他听，引导他认识周围的事物、花草、桌椅、灯等等，再大一点可带他去博物馆、美术馆、植物园、科学馆等等。当然给他听文化经典诗文，教他念唱，这就是最佳的文化刺激。经典诗文在文字上运用非常精练，而且是各门学科的高度浓缩，举凡天文，地理、物理、数学、人伦、道德、历史……包罗万象，可谓对人生、世界，甚至神秘宇宙的智慧的结晶，让儿童诵读经典将受用一生。

　　再从左右脑的发展来看儿童读经典，3岁以前是右脑能力最强的时期，3—6岁，其机能渐转入左脑，到了6岁则以左脑活动为主。左脑是理性的脑，右脑是感性的脑，左脑用语言，右脑用想象力来思考、记忆、传递情报及学习。右脑记忆情报十分快速，它能将看、听、想的事物，全部图形化思考并记忆，而且不会忘记，有自动处理功能，学习容量无限。

　　6岁以前幼儿的认知模式是直接认知外界的刺激，即“直接记忆的模式学习”。幼儿将文化经典智慧烙印在脑细胞的无意识层，以后进入思考发育期，就以才能，性格表现出来。儿童诵读经典将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存入脑中，不但可以美化身心，而且可以改变气质，净化灵魂，优化品格，儿童诵读经典不强求他理解，只要他当儿歌或广告词来念，自由自在、愉快自然地多读几遍，如此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脑内充满知识，心情平静，心中充满爱与温柔，右脑充分开启，情绪智商全面提升。再说诵读文化经典时，文字形象经由视觉刺激右脑，念唱的音韵启动右脑，加上读字认字刺激左脑，所以是全脑的运动。经典教育非常适合幼年，而且是越早开始越能发挥启迪智慧、教化人格的功效。

　　脑力即国力，中华文化经典训练了中华儿女可以大大增强中华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增强我国的国力。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从读经开始，造成全民族的阅读风气，首先是造成阅读经久不衰的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风气，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