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与《维摩诘经》

云冈石窟与《维摩诘经》

　　作者：大同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 员小中

　　驰名中外的云冈石窟以博大精深的雕刻内容和精美绝伦的雕刻技艺着称于世，是一座不可多得的艺术宝库。石窟中造像内容主要依据有《法华经》、《维摩诘经》等佛经。其中依照《维摩诘经》所雕凿的维摩诘造像所占的比例虽然不是很大，但它所展示出的佛教思想内容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维摩诘经》全名为《维摩诘所说经》，亦称为《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经》。自后汉开始，就有严佛调译本在中国流传，一直到北宋，共有八种译本。其中鸠摩罗什于弘治八年（406年）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最为流行。自鸠摩罗什译出后，诸家相继讲赞或注疏。南北朝时，演说维摩诘经盛极一时，名家辈出。此经主要内容是：维摩诘居士住在毗耶离城，是一位善知识者，又名净名居士。曾在过去劫中供养无量诸佛，深闻法要，契入不二，为了方便摄化众生，他上自政要，下至酒肆，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生活。为了方便度众，而现出疾病的形象，于是当地的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及诸王子、百官等无数千人，皆前往探望疾病。维摩诘居士便以他的疾病为题，现身说法。

　　据宋智圆所撰《维摩经略疏垂裕记》记载，“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善为用，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不少佛教徒认为：“维摩诘经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标也。”由于它宣扬的是贫与富、压迫与被压迫之间没有差别的思想，既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又能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该经受到朝野俗僧的普遍欢迎。

　　众所周知，北魏社会佛教盛行的原因之一就是北魏的统治者把佛教定为国教，视佛教为北魏统治集团的理论武器，而《维摩诘所说经》开篇第一章（《佛国品》）就设计了一个“佛国”、“净土”的精神王国，阐明了如何把秽恶之土改造为佛国乐园。这一清净佛国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另一世界，它既不在众生之外，也不在众生之上，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处。如此读物如何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呢？于是为高僧所器重，帝王所尊崇，国君也把它当作推行“至治”、宣扬“道化”的精神食粮，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云冈石窟中出现以“维摩诘经”为主题的造像内容其用意也可见一斑了。

　　在《问疾品》中，佛问到文殊菩萨，文殊答道：“世尊，维摩居士是一位深达实相之理，而善为说法的长者，他的智慧辨才非常高妙……能降伏众魔，游戏神通……”文殊承佛圣旨，前往问疾，众菩萨、声闻、天人等也皆从往，维摩诘以其神力空其室内一切所有，唯置一床，以疾而卧。文殊致问，维摩告以，于是围绕如何把处世间当作出世间的讨论在这里展开。

　　在《菩萨行品》中，“维摩诘语文殊师利，可共见佛与诸菩萨礼事供养。文殊师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时！维摩诘即以神力持大众并狮子座置于右掌，往诣佛所，到已着地，稽首佛足，右绕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诸菩萨……诸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在一面立。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各令复位。”

　　在《佛国品》中，“尔时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色身问维摩诘：‘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吏民知识，悉为是谁？奴婢僮仆、象马车乘，皆何所在？’于是维摩诘以偈答曰：‘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总持之园苑，无漏法林树，觉意净妙华，解脱智慧果……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一时到其舍，化令向佛道。……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劫中有疾疫，现在诸药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众毒……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道。’”

　　如前所述《维摩诘所说经》是围绕文殊师利携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菩萨声闻、天人王子皆前往探疾，维摩居士以他疾病为题，而广为大众说法，该经各品中均以此展开，而《问疾品》又是该经中的主线，所以通过《问疾品》而展示该经是理所当然的了。由于佛教初起时，教徒仅仅限于出家僧人。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教徒中出现了在家居士，但出家僧人与在家居士之间贵贱之分的隔阂，影响着佛教在大众之间的传播。于是经中宣扬既要修行成佛正果，又无须过苦行生活。《维摩诘所说经》从般若理论和宗教实践这两个方面把佛教的出世移到了世俗世界，它不但让僧侣的生活世俗化，而且让世俗人的生活僧侣化，从而把世俗社会引进了宗教世界。创造了维摩诘式的在家菩萨，扩大了佛教世俗化的范围。《维摩诘所说经》中所说的理论正中我国古代文人学士、达官贵人的下怀，更主要的是适应剥削阶级上层的混世主义，政治作用表现得尤为强烈，符合了鲜卑集团利用《维摩诘经》麻醉、奴役人民，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目的。

　　云冈石窟的雕刻中，依据《维摩诘所说经》造出的形象，主要是维摩诘与文殊菩萨的形象，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5幅，分布在石窟造像的中、晚期洞窟中。这一类造像大多是选取故事中的典型内容加以表现，场面一般不大，手法简练，形式朴实，主题突出，个性鲜明。中期石窟一般多雕刻在的门拱周围，场面较大，雕刻精美；晚期作品多用浅浮雕，造型较小，表现力相对不足。第6窟南壁门拱与明窗间的一组雕刻表现的是《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在屋形龛内中置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面部表情安详、温和。左侧坐文殊菩萨，头戴花冠，双手自然弯曲，双目低垂，身体向右微侧，在专注地聆听；右侧雕维摩诘像，头戴帷帽，着方领外衣，右手执团扇上举，左手扶榻倚坐于榻上，表情自然，俨然一派论辩者神态。整体雕像空白处雕有供养人和飞天，恰到好处。此组雕刻场面宏大，布局合理，构图严谨，雕刻细腻、精致。《问疾品》的文殊与维摩对坐的形象最早出现在第七窟门拱两侧：西侧华盖下雕文殊师利像，头戴花冠，颈饰项圈，臂戴钏及手镯，上身斜披络腋舒相坐于方座之上，菩萨像偏头斜视，右手上扬，周雕胁侍菩萨与弟子及飞天；东侧盝形天幕龛下雕维摩像，头戴帷帽，着方领大衣，腰束带，侧身斜坐于胡床之上，左手高举尘尾。第14窟还雕有《维摩诘所说经·香积佛品》的形象，佛龛南侧刻文殊菩萨，北侧刻维摩诘像，中为立式菩萨，右手托钵，左手提莲花形物，构图简洁，表现性强，雕刻较简单。在第32窟附窟外壁雕有《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的浅浮雕，在屋形龛内刻一坐狮子床上的维摩诘像，像前有一树，树前许多女人，帐幕前有一捧物的天人，浮雕的人物极为秀丽；在第38窟雕有《维摩诘所说经·阿门众佛品》即通常说的“三道宝阶”的故事。

　　以《维摩诘所说经》为依据所创造的维摩诘像最早出现于东晋建康（今南京），《历代名画记》卷二称：“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维摩像的出现，是与当时崇尚清谈，士大夫以博学善辩的维摩居士作为典范分不开的，从而导致南朝不断出现这一题材。在北方，西秦时才出现有维摩诘像。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内的维摩像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构图来看，维摩半卧榻上，俨然一副患病卧床的样子。随之以后在敦煌、云冈、龙门石窟中维摩像大量涌现。

　　我们知道，《维摩诘所说经》是以答辩的方式来宣传佛教的观点的。由于它内容复杂，有些题材是无法用画面所能展示（如《不二法门品》），远远不如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通过画面容易表达。特别是石雕，更是受到严重的条件限制。所以艺术家们不断努力，深刻理解了佛经的实际内涵。突破一些限制，大胆探索，掌握了佛经中能够代表该经文中的典型思想和人物，理解刻划了维摩诘和文殊菩萨形象，反映了佛经中所记述的故事情节和内容，从而达到宣传佛教教义。而“文殊问疾”又是该经中最容易表现的题材。所以通过雕造“文殊问疾”即表现了该经的故事，又反映了佛经的内容，所以“文殊问疾”又为不少学者所认可。由此可见，云冈石窟中的维摩诘、文殊雕像虽然较为单一，但意在展示全部《维摩诘所说经》。“文殊问疾”只能作为契机而引导人们深入理解该经的实质精神。这种通过单一而表现全部的做法，不仅在云冈石窟中是这样，敦煌、龙门石窟也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