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华经》的几个问题

　　《法华经》亦即《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它广泛流行于中国、朝鲜、日本等大乘佛教传播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地方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这样一部如此重要而又在社会各阶层影响广泛的经典，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仔细的分析。本文想就有关《法华经》的几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法华经的形成

　　《法华经》形成于何时，何地，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形成，这是历来许多学者都很关心的问题。根据《法华经》的内容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此经当形成于公元1世纪左右，即大乘佛教产生的初期。如经中《方便品》讲佛在以前讲的各种小乘说教，都是“方便善权”，为了引导小乘根机众生能够接受教化而说的，并非是“究竟说”，因此当小乘教徒修行取得了一定成果后，应当再接再厉，不能松懈，不能满足于小乘之果，而要取得大乘佛教的“究竟果位”。于是在下面一些章节中，佛陀不厌其烦地作了许多比喻，如“化城喻”、“三车喻”等，来劝诱众生，将众生引人大乘之路。我们从中可以猜想，《法华经》产生之时，正是佛教从小乘向大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时期。

　　在《妙法莲华经持品第三》的最后颂偈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华经》开始形成时，一些信仰《法华》的教徒团体遭受迫害的情况。经中讲到：我们在佛人灭以后的恐怖恶俗的世界里，广泛宣扬这部经典。我们遭到一些愚昧无智的人的诽谤、咒骂甚至刀杖相加。但是我们要忍耐。经中还讲到：处于恶世中的比丘，由于邪智、我慢之心，所以不知佛说的方便之教。他们经常在大众中间诽谤我们是为了贪求利益而编造此经欺骗世人，又经常在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等处讲我们坏话，说我们是邪见人，是宣传外道论议等。我们敬信佛的人，为了宣扬此经，要忍耐这些事情，要不惜生命与身体来维护此经……。这些《法华经》的信奉者为了宣扬此经而屡次被人赶出去，远离寺院塔庙处所，等等。经中反复叙述遭受迫害以及要忍辱负重，为维护佛的教法不惜作出牺牲等事，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产生诸如《法华经》那样大乘经典的教团在当时是一些势力弱小的教团，他们处于外界的围攻之中，他们不能进入寺院宣说他们的教法，有时甚至连安全保障也没有。

　　从印度佛教史发展来看，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大乘佛教开始兴起。大乘佛教为表示其教义与传统佛教教义的区别，把传统的佛教贬称为“小乘”，而自称为“大乘”。而传统的佛教僧团为了显示自己从释迦牟尼佛以来的正统传承，则高唱“大乘非佛说”与之对抗，于是两派之间产生了极大的争执。这种争执有时发展得相当激烈，甚至危及个人的生命安全。如大乘空宗的大师龙树被逼身亡，就与大小乘之间的斗争有一定联系。从《法华经》中反映出的受迫害的情况，正好与当时的历史状况作一个印证，从而说明了这正是在大乘佛教产生初期形成的一部经典。

　　同是大乘佛教产生初期形成的《维摩诘经》，主要思想是“弹小斥偏、叹大褒圆”，与《法华经》相对比，前者光是批评小乘佛教，赞叹大乘思想，而后者则以“会三归一”说包容了小乘各派，承认他们也是佛的说教，但只是一种方便说，没有达到究竟，还不是佛的最高说教。因此两者从思想的发展顺序来看，《法华经》和《维摩诘》虽是同属初期大乘佛教经典，但《法华》应当略晚于《维摩》。

　　另外，我们从佛教艺术的发展，也可大略估计一下《法华经》形成的时代。《法华经·方便品》最后的偈颂，谈到佛像制作之事：

　　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相，

　　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榆鉐赤白铜

　　白蜡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

　　严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

　　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相，自作若使人，

　　皆已成佛道。

　　根据佛教艺术史的研究和考古学上的发掘证明，早期佛教没有佛像崇拜。早期佛教徒为了表示对佛的崇拜，在一些美术作品上，往往只是用一些象征物，例如脚印、菩提树、佛座等来表示佛陀。佛像的出现，是在大乘佛教出现以后。大乘佛教开始把佛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具有无穷的神能变化、威力无边的神，由此慢慢产生对这种人格化的神的偶像崇拜。同时，这一时期佛教艺术受古代希腊造像艺术的影响，逐步出现佛像的制作。这一艺术最初产生于西北印度，以后逐渐向各处流传。《法华经》记载了为佛造像的功德，同时又记载用各种材料来制作佛像之事，说明此时佛教造像艺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了。因此可以推测，经典的这一部分形成可能较晚，至少应在公元1世纪的后半叶，或者可能已到2世纪的初期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即《法华经》大约形成于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之时。最后完成，则要到公元1世纪末或2世纪的初期。因此，《法华经》并不是由某一个作者在一时完成。它最初产生于一些刚刚形成的，势力较小的大乘教团，并得到构成这些教团的大乘教徒的信奉。后来《法华经》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而流传于各地，在流传过程中，又有增损改编，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本子。

二、《法华经》诸本

　　近代以来，在中亚、新疆一带的佛教考古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发现了许多古代的佛经抄本。其中数量较多的就是《法华经》的各种抄本。据研究，这些数量众多的《法华经》本子，大致分属于三个系统。如果按照这些本子的发现地区来分的话，可称为1、尼泊尔本。2、基尔基特本（或称克什米尔本）。3、新疆地区本。

　　1．尼泊尔本。19世纪前半叶，由英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1800—1894）在尼泊尔首次发现。霍格森曾于1833年起任英驻尼泊尔公使。任职期间，他与尼泊尔僧侣结交，对佛教产生兴趣。他在尼泊尔二十多年中，搜集了大量梵文贝叶经。在这些贝叶经中，有《般若经》、《普曜经》、《金光明经》、《法华经》等，其中数量最多的还是《法华经》。霍格森曾将一部分经典送给法国的东方语学者布鲁诺夫（1801—1852年），布鲁诺夫曾将其中的《法华经》译为法文，1852年出版，首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这部大乘佛教经典。后来，又由荷兰学者柯恩译为英言语，收于由马克斯·缪勒（1823—1900年）主编的《东方圣典》丛书中。

　　2．基尔基特本。1932年6月，在克什米尔的基尔基特北方约20公里的一个佛塔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梵文佛典写本。其中就有《法华经》，大约共有150张，与尼泊尔本相比，内容约为尼泊尔本的四分之三。写本的字体较古老，一般认为这是五六世纪的作品。

　　3．新疆地区本。这一系统本子或称中央亚细亚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新疆天山南路的和田附近发现了一些《法华经》的残片。这些残片内容与尼泊尔本较为接近，从字体上看，似为七八世纪的作品。这些残片的大部分被当时沙俄帝国的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获得并带回俄国，现藏列宁格勒博物馆。以“彼德罗夫斯基本”著称于世。除此以外，在和田以东约100公里的一些古代遗址中，也有一些《法华经》的残片发现。

　　《法华经》的汉译，据史料记载，共有六次，其中三译已佚，它们是：吴支疆梁接《法华三昧经》、西晋竺法护《萨芸芬陀利经》、东晋支道根《方等法华经》。现存的三译是：

　　《正法华经》十卷西晋竺法护译

　　《妙法莲华经》七卷姚秦鸠摩罗什译

　　《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隋阇那崛多共笈多译

　　竺法护，生于敦煌。原籍月支。他曾遍游西域三十六国，得胡本佛经，于西晋武帝太康七年（286年）译出《正法华经》。法护所得“胡本”《法华经》究属何种本子，现无法弄明，但其在西域所得，这是无可怀疑，故此“胡本”似乎应当是新疆、和田这一系统的本子。

　　《妙法莲华经》是翻译者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著名翻译家。《妙法莲华经》是他于弘始八年（406年）译出。

　　罗什的弟子，后秦沙门僧睿在《妙法莲华经后序》中记载了这次翻译的缘起：

　　经流兹土，虽复垂没百年，译者昧其虚津，灵关莫之或启。谈者乖其准格，幽踪罕得而履。徒复搜研皓首，并未窥其门者。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城侯姚嵩，拟韵玄门，宅心世表。注城斯典。信诣弥至。每思寻其文，深识译者之失，既遇鸠摩罗法师为之传写，指其大归。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盼矣。于是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

　　罗什以前《法华经》诸译本文辞艰涩，令人难以深解，因此安城侯姚嵩又请罗什重译并讲解此经。罗什译出《法华经》，在弟子中引起强烈反响。听他讲解并有领悟的八百余人。僧睿在《喻疑》中讲到当时罗什门下研习《法华》的盛况：“鸠摩罗什寻出《法华》，开方便门，令一实究竟，广事津途，欣乐之家，景仰沐浴，真复不知老之将至。”（《出三藏记集》卷五）

　　把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与竺法护《正法华经》相比，所缺甚多。例如《正法华经》的《药草品》后半部分讲到菩萨修行的归宿是“成就平等法身”，什译这一部分付之阙如。另外什译比护译还少《五百弟子授记品》及《法师晶》二品的前一部分、《提婆达多品》和《普门品》最后的偈文等。还有，罗什译本把《嘱累品》放在《药王品》之前，成为第二十二品，《正法华》是在最后。按一般佛经的构成规律，这一内容大多是放在结尾部分。所有这一切差别，都说明了二者所依据的是不同的原本。

　　《添品妙法莲华经》由隋代阇那崛多译。他对比护、什二译、校勘梵本，将什译所缺部分据梵本加以补上，又将《提婆达多品》编人《宝塔品》，把《嘱累品》位置重新换到最后作为终结。这样一来，《添品法华》的内容基本上与现传尼泊尔所传梵本一致，可见闻那崛多所用校勘梵本，与现传尼泊尔本同属一个系统。

　　如上所述，隋译《添品法华》与尼泊尔所传梵本内容基本一致，但其在社会上流传却不广。《正法华》由于译文艰涩、读解困难，也不甚受人欢迎。倒是被认为阙文最多，离梵本佛典距离最大的《妙法莲华经》却在社会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它不仅被作为天台宗教义的基本经典，还为其他一些宗派、教团所宗奉，广泛地被读诵、讲解。这种情况是值得引起人们深思的。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与罗什译经态度分不开的。当时安城侯姚嵩就是因为“每寻其文，深识译者之失”，所以请鸠摩罗什重译，因此罗什在译经时是以使译文易于理解为第一目标，为此而下了很大工夫。译文基本上采用当时通俗的语言，文义流畅，词义通顺，容易被人们接受。另外，鸠摩罗什本人精研佛法，通达汉语，他所主持的译场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佛学界的英才，又是在朝廷支持之下开展译事等等。所有这些都促使《妙法莲华经》成了社会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译本。唐代道宣在《妙法莲华经弘传序》中说：“三经重沓、文旨互陈，时所崇尚，皆弘秦本。”就是反映了当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