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册 佛教史 第九课 译经事业的开展

 

　　第九课　译经事业的开展
 

　　佛教发源于印度，其后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余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
　　
　　
　　 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本期译经始于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
　　
　　最初的译经大师以东汉桓帝年间入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最具影响力，二师的译著分别代表小乘禅数与大乘般若性空学的两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时引进中国的情形。与二师同时的译经家尚有竺佛朔、严佛调、安玄、康孟详等，皆各有译著，然多为助译或合译者。
　　
　　二师之后的大译家则为三国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受业，故承支谶之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吴国孙权拜为博士，为开启江左译事的功臣。康僧会及朱士行也是这个时期的高僧。
　　
　　本期最后一位译经大家乃西晋竺法护，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槃等各部类经，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译经数量最多者。《佑录·竺法护传》评其「自西域归，大齎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赞誉。
　　
　　综观本期的译经师，多为西域高僧，译经费用多来自民间私人资助，规模则为一、二人对译，故所译经籍虽然不少，仍多为断简零品。此乃佛教处于早期传播阶段情形，尔后佛教流布渐广，则译经事业便有明显的开展。
　　
　　
　　 二、东晋南北朝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于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叡、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后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著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于无著、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于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六二九)西行求法，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钜作，而诸多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于最高峰。
　　
　　义净乃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余年，精通梵、汉，先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余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卷，译著的数量与质量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于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的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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