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佛教经济的理论基础

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卷三“结社法集”条中,勾勒了社邑的沿革,特别指出它对于维系佛教经济,起到了“众轻成一重”的意义:

晋宋间有庐山慧远法师,化行浔阳,高士逸人辐凑于东林,皆愿结香火。时,雷次宗、宗炳、张诠、刘遗民、周续之等,共结白莲华社,立弥陀像,求愿往生安养国,谓之莲社。社之名始于此也。齐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净住法,亦净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大正藏》卷五四,250c。】。

东晋时期的庐山莲社,是以慧远的佛学素养和高僧典范为基础,以寺院为中心,凝聚起一批僧俗知识分子,这在当时佛教界毕竟属少数,以至今天很少能见到这类法社的资料。而自南北朝以来,在广阔的农村和市镇中活跃着的“社”或“邑”这类佛教组织,通过组织讲经说法、写经诵经、供养僧众、雕刻或铸佛像、整理布置石窟、建筑佛刹、组织节庆等活动,把佛教推广为整个社会的群众运动。游侠在《金代佛教》中指出:“一般社会对于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辽代遗风,以邑社的组织形式,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或建置藏经,以及举行种种法会。如兴中府三学寺的千人邑会,就是专为维持寺众的生活而组织的,规定会员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不仅以维持寺院经济为目的,还兼有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中国佛教》第1册,知识出版社,1980年,97页。】

唐代赵州从谂禅师在柏林寺有如下一段对话:

(僧问)“和尚还入地狱否?”师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识为什么入地狱?”师云:“若不入,阿谁教化汝?”【《景德传灯录》卷十,《大正藏》卷五一,278b。】

这种为众生解放而甘下地狱的菩萨精神,恐怕无法为大多数邑众所接受。从“书名上碑”者中高三公、范七哥、段四郎一类称呼来看,邑众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民众。因此,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往往在事实上制约着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玄妙圆融的形而上之理,必须落实到形而下之凡人俗事,所谓“庄严门内,万行无亏;真如海中,一毫不舍”。形成“三千邑众”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诸佛,令一切瞻礼”:

由是万行因广,难越自利利他之二种也。或乐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惠,□□毫发片善,须要契于三轮体空【三轮体空:行布施时,若住于空观,心不执著于施者(能施)、受者(所施)与施物三者,则称三轮体空、三轮清净、三事皆空。此说以般若经为主。】,与七最胜【七最胜:佛有七项殊胜功德超越常人,称为七胜事,或称七种最胜、七种无上,即身胜、如法住胜、智胜、具足胜、行处胜、不可思议胜、解脱胜等。】相应,空有双拂,二谛无我,真趣佛果之门矣。虽然,未踏此境,藉相生善,称名修因。故《观药王药上经》云:“过去三千人,称是五十三佛名,致使庄严劫、星宿劫、贤劫中皆成佛道。”

“空有双拂,二谛无我”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六度万行的修行才能达到,对广大民众来说,就是“藉相生善,称名修因”。“三世诸佛”是指过去庄严劫之千佛、现在贤劫之千佛以及未来星宿劫之千佛,合三劫为三千佛。据《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等记载,三劫三千佛于因位时,闻持五十三位佛之名号,即得超越无数亿数生死之罪。故众生欲除灭四重禁罪、忏悔五逆十恶等,应勤礼敬五十三佛名号。社邑中的重要活动佛名会,即指据此经之说而行之法会。称念佛名,念念与实相契应。“夫声为众义之府,言皆解脱之门。一切趣声,声为法界。”

碑文引《法华经》“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以成佛道。”指出:“一声尚尔,尽成佛道,况于多称、塑佛像者哉!”更引《造像功德经》,说明不论或画或塑,或绣或铸,或大或小,制造佛像,即可常劫不堕恶道,求生善处,恒遇诸佛,听闻正法,如理思惟,智惠福德,人相具足,世所稀有,离诸疾苦,一切病痛,皆悉不受,乃至无上佛果菩提,亦可得证。

佛法的理想是神圣的,但神圣的理想是通过世俗的群众和世俗的手段实现的。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僧俗共同实行普度众生的原则,社邑这种组织提供了实现这种原则的场所。不论贫富贵贱,俗人通过加入社邑这种媒介,为自己积累获得解脱的功德。可以说,为求自己及家族的现世和来世利益而作功德的愿望,构成了维持社邑经济及佛教艺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