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放佛舍利的阿育王塔在中国

安放佛舍利的阿育王塔在中国

道坚法师

编者按：阿育王塔是安放佛舍利塔的代名词。佛教入中国以后，这一名词就被佛教界广泛运用，特别是随着舍利崇拜的兴起，阿育王塔成为与舍利相伴的建筑，以后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阿育王塔逐渐被各种不同名称的塔所替代，但是至今还有以阿育王为名的塔保留到今天。本文作者道坚法师，现任重庆市佛协副会长、重庆佛学院副院长、重庆华岩寺方丈。作者认为自唐以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渐渐完成，佛塔的形式也越来越具中国化，特别是出家人实行塔葬，故塔名的命名也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只要是装有佛舍利的塔，在佛教界看来，仍然还是阿育王塔。

《佛祖统纪》卷第三十四述曰：“摩腾谓汉明帝曰，　阿育王塔震旦有十九处。大士告刘萨诃，洛阳(圣冡)、建邺(长干)，鄮阴(玉几)、临淄、成都五处有阿育王塔。今十九处不可备知，而考之五处。独鄮阴之塔，显示世间可获瞻礼。信乎海濒群生末代值佛之幸也。”《佛祖统纪》是宋代的著作，里面说的“摩腾谓汉明帝”，属于佛教初传我国最早的事情，时间在公元左右。该书明确提到最早的中国阿育王塔有十九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早在汉代时就已经出现了佛塔。但是我们现在只知道五处。

古人云：“惟佛塔之设，当必得亲佛所遗爪发齿骨一种，或积精力所成，如珠玑者。释氏皆所？舎利者也，然后函以金石竁地而藏焉。因起浮屠于上，以表识之，是曰佛塔耳。诸所立者靡不然。”(《河南穆公集》)。北魏魏收撰写《魏书》，时间约在4世纪，晚于汉代400余年，比《佛祖统纪》早600年。《魏书o释老志》云：“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释迦虽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于今犹在。中土来往，并称见之。”《魏书》是北朝的史书，与《魏书》同时代的南朝史书《梁书》则有云：“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之后的道宣法师撰写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亦云“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南北两朝的史书同时记载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

《魏书》与《梁书》两书共同提到有阿育王塔的地方有洛阳、临淄(即齐城)两处，洛阳的阿育王塔在白马寺旁边，《广弘明集》卷第十五云：“洛州故都西白马寺东一里育王塔”。临淄原名营丘，是周代齐国故都，汉代齐王首府，因东临淄河，被齐献公更名为临淄，即现在山东缁博市附近。“齐城”是当时的王都。《高僧传》卷第九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画图与使，(石虎)依言掘取，果得盘像。”

两书记载不同的是彭城、姑臧(《魏书》)与丹阳、会稽(《梁书》)两处。彭城即现在的江苏徐州，属于九州之一。彭城是古代的一个佛教中心，曾经出过很多的佛教大师，向宣扬佛性说的竺道生，主张上升净土的刘遣民等人，都是彭城人氏。南朝义学发达，许多三论宗和成实宗的大师亦在彭城讲授传经。《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引：“案晋沙门竺慧远云。东方两塔。一在于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长干，又是其一，则有三矣。”慧远所说的“一在于此”之塔，就是鄮县阿育王塔，而彭城的阿育王塔在当时当与鄮塔齐名，同为东方两大宝塔之一。

姑臧在今甘肃武威市，是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重镇。该地自古就是汉族文化的重要据点﹐同时又是佛学东传的要地。昙无谶在此曾译出《大般涅槃经》等十几部经典。姑臧后来亦称凉州，《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说：“依检诸传，咸云姑臧有育王塔。然姑臧郡名，今以为县，属州。《汉书》河西四郡，则张掖、姑臧、酒泉、炖煌也。然塔未详。……在甘州东一百二十里，县城东，弱水北，大道侧土堆者，俗传是阿育王塔。但有古基，荒废极久，斯即疑为姑臧塔也。”“甘州”即是张掖，现在这里还有隋代木塔。道宣所说的“斯即疑为姑臧塔也”，不知就是此隋塔焉？

丹阳在江苏，即今镇江地区。南朝齐梁两代皇帝的故里。秦朝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后增至40郡)。所置秣陵、江乘、丹阳三县县治都在今南京地区，阿育王塔座落在长干寺内。《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云：“东晋金陵长干塔者，今在润州江宁县故扬都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东废长干寺内。昔西晋末统江南，是称吴国，于长干旧里有古塔地，即育王所构也。”《历代三宝纪》卷第三曰：“(西)简文帝昱(元帝第六子。称咸安元(年)。交州合浦郡人董宗之常以采珠为业，尝于海底见光照曜，往取乃得佛光，即表上台。帝勅安阿育王像背，冥然即合。四十余年乃方具足，帝即于长干寺阿育王塔上，起三层木浮图。”《古今图书集成o释教部汇考》引古书云：“按《续文献通考》，大同三年八月，修长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发舍利。幸寺设无碍会，大赦。帝自受具，寝处略同沙门。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按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云，我昔在宫沐头，以尺量发，长一丈二尺。放［巳＞已］右旋，还成蠡文，则与帝所得同也。”

会稽在浙江，即今天的绍兴。但是这里指的是宁波的鄮县。公元前222年，秦定楚江南地，置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鄮县的阿育王塔，传说是与慧达和尚有关系。据《高僧传》卷十三记载：“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狱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进适会稽，礼拜鄮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岁久荒芜，示存基跖。达翘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因是修立龛砌，群鸟无敢栖集。凡近寺侧畋渔者，必无所获。道俗传感，莫不移信。后郡守孟顗，复加开拓。达东西觐礼，屡表征验，精勤笃励，终年无改。后不知所之。”由上可知，鄮阴阿育王塔在慧达到达之前已经有之，慧达只是对此塔予以重修，使得此塔得以光大。《梁书》卷五十四《诸夷o扶南国传》则增加了一些细节，如载慧达未死醒来后：“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 先是，二年，改造会稽鄮县塔，开旧塔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还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鄮县的阿育王塔就座落在现在的宁波市郊区阿育王寺内，里面供奉的阿育王舍利，至今还在，非常有名。

《魏书》与《佛祖统纪》两书记载又同又不同，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洛阳作为中国佛教之源，其在中国佛教徒心中的地位自然是无法撼动的，因此这里的阿育王塔被所有的人给予认可，是在情理之中。临淄的阿育王塔被最早记载于书内，应是得益于佛图澄这位高僧的名气。佛图澄擅长用术数，能预知未来，受到北朝统治者崇敬，在当时影响很大。佛图澄在施用术数发挥影响时，也把佛教的慈悲思想传递到人间。北朝石虎是杀人恶魔，但在佛图澄劝说下，石虎收敛了杀人行为，使“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高僧传》卷十三)石虎维修临漳旧塔，缺少承露盘。佛图澄告诉石虎：“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同上)石虎“依言掘取，果得盘像。”(同上)这件事情由于是佛图澄所为，故有可能广为流传，被载入史册。

但是两书不同记载的原因也值得加以讨论。《魏书》是北朝的史书，它记载的彭城当时属于南北两朝地区兵家经常争夺之地，有“南国重镇，北门锁钥”之称，“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盛衰”。南朝刘宋元嘉七年(430)，宋军以彭城为基地挥师北上，征伐北魏。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率师攻宋，宋江夏王刘义恭进驻彭城，总统诸军，后魏军攻彭城，宋军据城坚守，魏军几攻不克。南朝宋泰始二年(466)，徐州刺史薛安都降魏，彭城遂成为北魏进攻南朝的基地。故《魏书》将彭城阿育王塔列入四大塔之一。姑臧本是北方领土，《魏书》以其为四大阿育王塔之一，也是顺理成章。《梁书》南朝的史书，丹阳、会稽均在南方，故《梁书》将此二地的佛塔列为四大阿育王塔，这是南朝人士的看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北两地的史学家们，在不同的时空与地理条件，以及不同的统治者背景下，其所撰写的著作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隋代文帝向天下广颁阿育王舍利，故当时接受了舍利寺院里面大部分舍利塔都被称为阿育王塔。自唐以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渐渐完成，佛塔的形式也越来越具中国化，特别是出家人实行塔葬，故塔名的命名也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只要是装有佛舍利的塔，在佛教界看来，仍然还是阿育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