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

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

巨赞

“有了革命的理论，才有革命的行动”，这在目前，是一句人所共知的格言了。那么理论错误了，当然就会招致行动的谬妄。所以新佛教运动，尤贵有中心思想。

近来有许多朋友常常问我，佛教究竟是什么?简单的回答，可以说“佛教是穷理尽性之学”。穷理是穷宇宙生灭之理，尽性是尽人与万物之性。性即实性或法性，佛教术语名之曰“真如”(Tathata)，也就是所谓真理(Truth)。怎样“穷理”?怎样“尽性”?一般人总揣想佛教是主张超经验的冥想的，实则大谬不然。《瑜伽师地论》指示修行的次第，先闻，次思，后修，其它经论所说的也差不多。闻即论语“学而不思则罔”的“学”，亦即中庸的“博学，审问”。“思”则为“慎思”，“明辨”，“修”就是“笃行”。他——佛教并不要人家一味感情用事地迷信，并且根本反对这种宗教的信仰，“四依法”中有“依法不依人”一条，古德又说“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何况他又反对拜偶像，祀鬼神。所以佛教简直是体系完满的哲学，并不能打入宗教队里。虽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说，宗教信仰，最能解脱人生的痛苦；文得尔班(Wolfgang Windelband)说，宗教之价值为圣，圣之价值为真善美，(欧阳竟无等居士曾着一书曰《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之所需》其意以为一般哲学大都足执着之见，算不得真理，佛法比那些高，所以亦非哲学。)

佛教的真义如此，而白元明以来，佛教的现象，一天天衰落，以至于目今的混杂零落，几乎完全掩蔽了佛的本旨，失落了佛的精神，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我们晓得，春秋战国之前，还没有儒家的时候，中国本来有所谓“鬼治主义”的宗教，孔子因之而组成礼教，汉儒又推衍成为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的说法，结成道教的完整。佛教西来，不能不适应他，因此也视为“方术”之一，安世高、康僧会两大师，居然也以“综达七曜五行，医方异术”，名于时。之后，谶纬之说，一变而为玄学清谈，道安罗什和他的门徒在大江南北鼓吹大乘思想，佛教才蓬蓬勃勃地正常地发育起来，先结三论宗、天台宗的果。到唐朝经过玄奘、法藏的努力，又有法相、贤首两宗继之而起，一时高僧大德，如云之蒸如霞之蔚，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禅宗是为校正教理，盛极之后支离破碎，不得要领的流弊而起，开创的几位祖师，如惠能，如道一百丈，乃至临济法眼的确是“顶门具眼”，别具手段，当时宗门之盛，盖过其它一切宗派。赵宋以来，几乎只有禅宗，其余的许多重要章疏，因此淹没不彰，以至于大量散失，学佛的人不复知道有所谓“教理”，几句偈语，一顿呵喝，就算足“续佛慧命”，“开人天眼目”，禅宗变成了空架子，整个佛教走上厄运。

元朝是红教喇嘛的世界，什么帝师，什么总统，其行为的暴厉恣睢，简直使当时一般士大夫人人切齿，当然只有促进中国佛教的急剧堕落。朱元璋到底是和尚出身，开国之后，很想把佛教整刷一下，可惜他既不学无术，同时又没有像道安、罗什、玄奘、法藏那么伟大的祖师乘运而兴，更因为佛教界已经找不到重要的各宗章疏，所以只是“徒然”。我们看到明朝那许多名士学者的空疏浮薄，就可以推想得出，教佛界是何等的可怜，因此有净土宗的继起。

关于念佛生西，又是一个问题，非此所详。我们只知道在方法上，念佛比参禅更容易，更不要繁复的教理，在元朝以后急剧衰退的中国佛教界中，的确是一服再简单也没有的救急方。清初废除了度牒试僧的制度，出家人可以无限制地招收徒众，小庙变成了家庭，丛林变成了地盘，大大小小的寺庙里大家是为着“吃饭”：参禅、学教，那有功夫提起，可是门面还不能不顾一下，念佛法门就风起云涌地传遍全国，流弊所至，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所以有现在日趋严重的教难。

教难之起，原因是很简单的。就是整个社会进步了，佛教还没有进步。丛林里上殿的仪式是“朝仪”，高底单梁鞋模仿“官靴”，其余的一切，都还没有脱掉帝制时代的面目，你说怎么不招致社会的非难和排斥!但是佛教为什么不会跟着社会一道儿进步的呢?原因在于主持佛教者——和尚们——的浑沌没有知识。怎会浑沌没有知识的呢?这个疮养了七八百年，到现在是不能不替他开刀了，否则只有疮口进裂而死。新佛教运动者看清楚了这一点，对于所谓中心思想，大概可以知道一个方向了吧!

真要谈中心思想，先得了解佛教在印度发展的过程。我在本刊第一期《略论空有之诤》一文里已经讲到，现在再叙述一下。佛所说法本无所谓大乘小乘，其判分在佛灭度以后，大约公元前一世纪，印度的佛教界已经分裂成二十部左右(有南传北传两说)，争执着许多零零碎碎的问题，循至于失掉佛的本意，后来的人乃称之曰小乘，又经过一两百年而有龙树出世。他是佛灭度后，最有手眼的菩萨，看到当时佛教界的庞杂无绪，用秋风扫落叶的手段建立所谓“空宗”(法性宗)，佛的真精神才又能显示于世，这就是大乘。其后不久，佛教界有许多人误解了他的理论，同时社会环境又须要佛弟子们对教理作一番新颖的解释，于是有无着世亲的“有宗”(法相宗)出现。有宗讨论每一个问题起来，都用比勘的方法，所以是印度佛教的集大成，而其“微言要旨”，又和空宗不相违。佛教经过这两个宗派的开发，才能放射其千古常新的光芒，奠定了不可动摇的中心思想。

佛教到中国来了以后，除掉起初不甚重要的介绍之外，其余各家的着述，都足以空有两宗的理论为标准，三论宗不用说足专门发挥龙树的思想的，天台宗的祖师从《中论》(龙树颂)悟道，种种讲说大都采自《大般若经》，《大智度论》和世亲的《俱舍》，可以说足杂糅空有两宗而结成的宗派，智颇(陈隋间人)说：“天亲龙树，内鉴冷然，外适时宜，各权所据，而人师偏解，学者苟执，遂兴矢石，各保一边，大乘圣道也。(《摩诃止观》卷九)就这几句话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卓识。隋灭唐兴，玄奘法师学成归国，翻译了《解深密》、《瑜伽》、《唯识》等有宗重要的经论以外，又翻译《大般若经》六百卷，可见他也是性相并重，不存门户之见的，所以他的学说(学者称之为法相宗或慈恩宗)，在唐初盛极一时。梢后法藏援据玄奘所介绍的性相两宗的说法，和天台宗的思想系统，更加上一番扬弃的工作而组织成贤首宗，分宗判教，大体上是比较圆满一点，他在《楞伽玄义》里也说：“清辩……护法……此二大士，各破一边。共显中道，乃相成非相破也。”这和智濒的话简直一模一样。

至于禅宗，其盛在贤首之后，虽说足“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而实在也并没有跳出空有两宗的圈子，达摩印心的四卷《楞伽》是属于有宗的；五祖授徒，六祖从而悟道的《金刚经》是属于空宗的；密教确是后起的宗派。最近密教学者李安宅居士说：“按原始的佛教，本重个人道德的修养，不尚神灵的崇拜。到了公元一世纪，释迦才变得无始无终，成为崇拜的对象。五世纪时，瑜伽派兴起，神乃特多；修持的工夫，希望与普遍之灵合而为一，大有恢复公元前二世纪身毒教之势－－即婆罗门的崇拜。六世纪之末，所谓教外别传的密宗(续部)，更创设了无数的菩萨，十世纪与十一世纪之交，“时轮”派兴，讲“金刚道”，各种各样的佛，善静的，愤怒的，遂多至不可胜数。”(《贲善》半月刊第2卷第6期)这话是非常正确的，佛教之所以亡于印度，就是这个原因，我在本刊第二期《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一文中也已讲到。不过密教的经典当中，始终以空宗的理论做骨干，一行注《大日经》，所引用的经论以《大般若经》、《大智度论》为多，所以西藏佛教，空宗比有宗盛，而密教也终足佛教的一派。净土宗以老实念佛为第一义，一心不乱往生西方为目的，在《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里没有讲到好多理论，不过莲池的《弥陀疏抄》，颇取贤首宗义，憨山论净土，也总不脱禅宗的口吻。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深深地知道，无论是印度的中国的佛教思想，都以“龙树无着学”为中心，做根本；无论是三论，天台，法相，贤首，乃至禅与密净，都从“龙树无着学”流出。那末我们－－新佛教运动者，为救弊扶弱起见，对于龙树无着学应该先有透彻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根底。否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结果不是“以水投水”，就是离经叛道。离经叛道之有害于佛，人所共知，“以水投水”，依然漂荡在“门户”的末流里，决不能剥落佛门之疮，显示新鲜活泼的精神而恢复哲学的本态，对于佛教，无外乎也只有加深苦难。桑戴延那(Santayana)说，此后的宗教，应该扬弃其迷信与独断而自比于诗，这虽然不是为佛教而发，但可以做佛教的圭臬。龙树无着学能够洗清一切积垢，至理的纯化，才是真情的旺燃，才是慈悲的开始呀!

最后，不妨再引宋朝赞宁大师的话作结：“魔障相陵，必须御侮，御侮之术，莫如知彼敌情。敌情者，西竺则韦陀，东夏则经籍矣。故只洹寺有四韦陀院，外道以为宗极；又有书院，大干界内所有不同文书并集其中，佛俱许读之，为伏外道而不许依其见也。此土古德高僧，如道安，慧远，复礼，皎然能摄伏异宗者，宁由博学之故。”(《僧史略》卷上)

(原载《狮子吼月刊》1 941年第1卷第8、9、10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