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与茶(泽旺夺吉)

藏传佛教与茶

泽旺夺吉

[拉萨]西藏民俗，1997年第1期

39-42页

   “天界享用的甘霉，偶然滴落到人间。
    国王宫中烹茶叶，众生亦能获吉祥。”

    藏族著名史籍《汉藏文书》中的这几句赞语，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西藏原不产茶，人们不知茶为何物。一天，吐蕃赞普赤都松(公元676-704年在位)在后宫养病，偶然捡到小鸟衔来的一条树枝，枝上嫩绿清香的叶片十分诱人，赞普不觉摘下一些放入口中，谁知咀嚼一阵后，原本精神委顿，心烦意乱的赞普感到神清气爽，身体一下好了许多，于是命令大臣四处去寻求这种树叶。大臣来到汉地，知道这树叶叫做茶，带回了许多。赞普便把它作为药，天天煎服，病躯因此而逐渐变得健壮。从此，茶便成为宫廷中保健药品，自汉地大量输入，后来饮茶便逐渐成为雪域人民的一种习惯。

    从这一记载可知，茶最初是作为一种保健医疗之物而传入吐蕃的。其实藏族人对茶的认识首先是看重其医疗作用，并不足怪。就连茶的原产地的汉族人民，最初也只是将茶当作药来吃的。《神农本草》说，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受七十二种毒，“得茶乃解”，便是上古时以茶为药的证明。藏族人生息的青藏高原干燥、寒冷、缺氧，人们的饮食又是糌耙、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单宁酸、茶碱等，恰好能弥补藏族人饮食结构中的不足，使高原人的饮食趋于合理化、卫生化。所谓“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正说明藏族人饮茶的习惯首先是出于对茶的功利认识和生理需要。

    但是，人类文化的历史证明:一种饮食习俗的形成，不仅是出于社会群体的生理上的功利性需要，而且还必须具备满足这一社会群体心理上、精神上的需要，亦即必须满足其理念信仰、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需要。同时更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藏族饮茶之习俗的形成同样如此。在探讨心理、精神因素对藏族茶文化的形成和影响之时，不能不首先看看藏传佛教与茶的关系，以及藏传佛教对藏族茶文化的影响。

                        (一)

    佛教自公元七世纪分别自印度和汉地先后传入雪域，茶也几乎在同时伴随唐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而传入西藏。汉地自秦汉时已饮茶，但主要在巴蜀、荆楚和云南等地流行。隋唐之际北方才开始饮茶，但尚未形成风气，茶还主要被当作药饮之类。这时吐蕃因与唐联姻、交聘，王宫中也得到不少茶，但仍然仅作为药用。《国史补》中记载唐德宗时唐使常鲁公到吐蕃，因天冷在帐中烹茶，赞普见了不知所煮为何物。常鲁公说这叫茶，能涤烦疗渴。赞普说既然是茶，那么我这里也有，于是搬出许多内地出产的名茶来。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吐蕃宫中虽有不少茶，但却还不知烹茶的方法。因为唐时烹茶是将茶作成饼，用时碾为细末，投人水中熬煮，还要加入姜、盐和许多辛香之物，像一锅菜汤一样，赞普不知烹茶，可见当时饮茶之习尚未形成。

    中原地区饮茶是在唐玄宗开元时(公元713-741年)才成为社会风气。当时佛教禅宗大盛，信徒极多。禅宗主张“明心见性”，修行的人要长时间“面壁凝住”的“坐禅”，以求“顿悟”。“坐禅”时不说话，不能磕睡，过午即不吃食物，要求心神极端专注。为调剂这种苦修生活，减少坐禅时的困倦。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的降魔禅师首先倡导坐禅时饮茶，他的弟子们各自“怀挟茶叶，到处煮饮”，天下禅僧“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煮茗坐禅既解决困倦，又增添一种高洁、清雅的气氛。故文人、士大夫也纷纷仿效。这一风习又由僧人传染至俗人，由上层传播于下层群众。又由于大量禅僧入藏而将其带入雪域高原。

    在西藏佛教大发展的赤松德赞时期(755-797年在位)，吐蕃曾多次派人去长安、敦煌等地学习汉地佛教，带回大量经典，请来许多汉地佛教高僧。据史书记载，入藏传法的汉地僧人主要为禅宗之僧。像著名的大乘和尚、文素等都是禅宗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外，还有不少汉僧来到吐蕃帮助翻译佛经。汉地佛教的影响起初曾压倒印度佛教。据藏史记载，大乘和尚(摩诃衍那)自敦煌进入西藏后，受到王室和贵族的很大崇信，王妃冯卢氏和贵族妇女三十多人跟他受戒，剃度出家，不少大臣也拜在他门下，形成了很大的汉传佛教势力。以致印度佛教一派不得不搬请印僧莲花戒入藏与其辩论。最后虽然大乘和尚失败退入敦煌，但他所宣讲的禅宗教法并未被消除，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宁玛、噶举等教派。大批禅僧来藏以及禅宗对藏地佛教的深刻影响，不能不把煮茗坐禅的风习传染给藏地佛教徒。到赞普热巴巾(815 - 836年)时，规定“七户养一僧”的制度，僧人以此脱离生产劳动，专事诵经修法。茶的“涤烦疗渴”、“破睡消滞”作用，对于每日静坐的僧人更成为必不可缺的东西。僧徒饮茶之风此时已普遍形成。热巴巾死后，继任的朗达玛赞普兴起灭佛运动，寺庙被毁，僧人被迫还俗。大批僧人融入民间，也将他们饮茶、烹茶的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之中，饮茶的习惯开始在藏族广大群众中流行开来。故《汉藏文书》说“买、卖茶叶的人和喝茶的人都很多，但对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精通烹茶之艺的米扎衮布高僧，其烹茶之法亦源自汉地和尚所传。

    九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佛教的势力又从阿里和康区分别兴起，并在十世纪中形成了具有强烈地域、民族色彩的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的发展中形成了各个宗派。其中一些宗派仍保留了某些汉传佛教的影响，拥有广大信徒的宁玛派，其“大园满法”就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如出一辙。而自禅僧传入的饮茶之习，则在各个藏传佛教的宗派中都沿袭下来，并使其民族化、地域化，成为藏传佛教化的饮茶风习。

    十三世纪后，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藏传佛教的影响深深地渗入到藏区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或多或少受到宗教的熏染。藏传佛教僧人饮茶之习惯，自然也影响到社会各阶层。一方面，因为几乎家家都有子女出家，使俗人与僧人、家庭与寺院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在生活习惯、饮食习俗上更易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僧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使他们的行为更易成为群众学习效仿的对象。由于此时社会中僧人数量的激增，使这种效应更加扩大。所以僧人饮茶、烹茶的风习大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饮茶之习。

    茶叶虽自吐蕃时期就输入西藏，并且因汉僧的影响而成为藏地僧人的雅爱。然而，直至唐末，饮茶还未能作为一种民族的、社会的习惯在藏区人民中形成。究其原因，主要便是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唐蕃双方时战时和的局面限制了藏汉经贸的开展。藏区不能获得足够的茶，当然难以让人民大众形成饮茶之习。五代和宋代中，开始实行“茶马互市”，以内地之茶交换藏区之马，茶叶开始较多的输入藏区。加上藏传佛教的兴起，这时藏区社会饮茶之习开始形成。但由于这时藏区部落纷立，交通不便，边境常有劫掠和动乱，输入的茶成本相应提高，一般藏族百姓，尚难以经常享用。十三世纪西藏纳入祖国版图后，藏区与内地的关系大大发展，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划定专门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地区，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数量、质量、价格、贸易的法规，从而保障了藏区用茶，抑制了利用边茶贸易获取暴利的茶商，使输入藏区的茶叶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也保持在平民所能接受的消费水平内。这样就进一步促成了藏区饮茶习俗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不分男女老幼，贵贱僧俗，三餐必备，四时不离，“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饮茶之风。

                        (二)

    我国饮食讲究“饮和食德”，即饮要和，食要德。所谓“和”、“德”，指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均衡、协调，饮的“和”，既包括冷热、凉燥、补祛等体内的均衡，而且要求口味、精神上的和谐、怡悦。

    藏传佛教僧人与汉地和尚一样爱饮茶，除了生理上的需要外，还因为茶与佛教徒的信仰理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契合与融洽。唐人斐汶论述茶时说:“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茶的这种品性，对清心寡欲，求证涅槃的佛教徒来说是很协调的。尤其是对主张既要解脱自身，又要发“大悲心”救渡众生的大乘佛教来说，在“出世”的思想与“入世”的现实中生活的僧人，饮茶无疑是一种性灵的均衡调剂。藏传佛教属大乘佛教，并显、密兼修，偏重密宗。而密宗主张“方便为究竟”。凡有利于达到成佛的物质都可以作为“方便”(即“善巧”)。浓茶能兴奋神经，帮助修密法的人运动，打通全身脉结，“生出乐明无分别的境界”。因而茶又具有密宗“以欲乐为道”的奥义象征。藏族地区生产不发达，物质享受本来就较贫乏。茶被藏族人称为“天降之甘露”。正因为它不仅予雪域之人以保健医疗之帮助，而且使他们获得口爽神怡、百骼舒畅的美感享受。对于长年静坐，日日念诵经文的僧人来说，饮茶的快感就更不必说了。虽然作为佛教徒不应去追求今生的享受，但茶毕竟是他们基本生活中一种允许的美好的赐予。当诵经千、万遍，口干舌燥时，一碗香浓的酥油茶入口是何等的快怡!三年闭关苦修之时，斗室之中唯茶为伴，每当四肢麻木、神思困倦之时，一碗清茶能使气脉运转，通体舒泰。藏传佛教喇嘛恪守“过午不食”之戒。当其饥肠碌碌，神不守舍之际，一碗热茶既解饥又疗渴，其功用实在难以语言形容。所以藏族古代文学作品《茶酒仙女》在描述茶与酒的各自的特有功绩时，说道:“只有茶才能使名僧大德欣然。使他们神智清醒，勤奋修行，增进智慧。”

    茶既然对藏传佛教僧人们有如此重要的影响，自然成为每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必备之物，寺内有专管茶叶的喇嘛和打茶熬茶的厨房。如果说喇嘛寺内最大的生活用具便是茶锅和茶桶的话，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四川阿坝州革尔底寺内的三口茶锅，每口可盛水五百担，供一两千人之饮。一些大寺中打酥油茶的“浆桶”粗逾合抱要两三个人站在桌上才能抽动“加罗”(打茶之杆)，寺院的厨房与其说是做饭的，毋宁说是熬茶的，除了很少次数的煮粥外，它大量的工作是供茶。

    寺院集体供茶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寺院本身供给的，一般在寺院每日例行的三次聚会念经时和在举行各种祈禳、庆祝法会时供给。供应时僧人各坐原位不能擅动或交谈，人人自怀中取出茶碗，放于身前，由司茶役的僧人逐一斟上，饮时不得出声。每逢正月法会或其他一些法事时，集会次数增多。在午茶时，每人可获得一小块酥油，但不发给个人，而是派较年轻的低级僧徒分批去伙房打成酥油茶发给。分发时以三人为一单位，即以三份酥油打一小桶茶分给三人。在分茶时必须平均，如有剩余的茶则倒入茶桶内，由值班喇嘛监督着再分发给每人。

    另一种供茶来源于施主的布施，一般以钱给寺，由寺里代买为茶叶，熬茶分给每个僧人(有时也分一点钱给每人)。发布施茶时更为严格，除施主和司役人员外，一律不准靠近伙房。打出的酥油茶如有未分发完的，只能泼在地上。不准伙夫带走，也不准施予乞丐。熬过了的茶叶，也不能交给伙夫，以免他将其掺在后面的熬茶中，使后来的茶水不够浓。这样严格的分茶规定，既反映了寺院管理中的准则，也让人深深感受到茶对于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僧人是何等重要。

    对于嗜茶的藏族僧人来说，寺院所分发的这点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僧人们每人都自备有一口烧茶的锅和一定的茶叶。一有闲暇便自煮自饮。僧人的茶叶一般来自家庭的供应。寺院的僧人长期依赖家庭的供应也是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不少僧人利用与人念经得到的供奉自己买一些茶和酥油。在寺院的“康村”中，僧人一般每人有一间房，这也为他熬茶自饮提供了方便。至于密宗修行中的闭关静修时，窄小昏暗的屋里也必备有茶灶、茶锅和茶叶。当袅袅炊烟从修行者的小屋或岩洞中透出时，真让这神秘孤寂的所在又漾起一丝暖暖温馨的生活气息，茶与藏传佛教真正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