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行
朱士行(203—282),三国时高僧,法号八戒,祖居颍川(今禹州市)。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250),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成为我国历史上汉家沙门第一人。魏景元元年(260),从雍州(今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得到《大品经》梵本。就在那里抄写,共抄写九十章,六十多万字。晋太康三年(282),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
中文名 | 朱士行 | 出生日期 | 公元203年 |
别名 | 法号“八戒” | 逝世日期 | 公元282年 |
民族 | 汉族 | 职业 | 僧人 |
出生地 | 颍川 | 信仰 | 佛教 |
早在东汉末年,有支谶和竺佛朔译出《道行般若经》,朱士行在甘露五年(二六〇)出家之前,已在洛阳研究和讲解该经,然发现译文的文句简略,义理艰涩,前后不能贯通。所以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从雍州(陕西、甘肃)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直抵于阗国。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经由此地传到我国内地,此地大乘虽广为流行,但居正统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也是三国时期第一个前去西域求法的僧人。他出家受戒以后,在洛阳钻研、讲解《小品般若》,感到经中译理未荆因为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很多,讲解起来词意不明,又不联贯。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
公元260年,他从雍州(今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果然得到《大品经》梵本。他就在那里抄写,共抄写90章,60多万字。公元282年,朱士行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享年82岁。
公元291年,陈留仓垣水南寺印度籍僧人竺叔兰等开始翻译、校订朱士行抄写的《大品般若》经本。历时12年,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共20卷。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于阗国的小乘信徒却横加阻挠,将《大品般若经》诬蔑为外道经典,向国王禀告说:“汉地沙门将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大法势必断灭,这将是大王的罪过。”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这件事令朱士行愤慨不已,所以主张以烧经为证,誓言道:“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就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丝毫未损。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二八二)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后达二十余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
后世著名的佛教学者,如汤用彤和吕澄,都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艰险,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这种热忱足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也不够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于京华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贡献是求得《大品般若经》,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的先河;同时将西域佛教传入我国,也促进了东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朱士行(约3世纪),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他原籍颍川(今河南境内)。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说他为人“志业清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沮不能移焉”。他少年即怀远志,摆脱俗尘。出家之后,专务经典,以弘法为己任,常讲《道行般若》于洛阳。唯此经是汉代末年由竺佛朔所译,文句简略,义理不全,前后文理,无法贯通。朱士行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因此他立志孤身远游,寻求大本。公元260年(魏甘露五年),他从雍州(今西安北)出发西行。当时通往西域的旅途非常困难,他经过千辛万苦,度过流沙,克服各种因难,终于到达了于阗(今新疆和田),求得大本《般若》,共九十章,六十余万言。本当即时送回汉地,但由于小乘学人的阻挠,未能成行。
小乘学人为何阻挠?因为他们不承认大乘是佛说,因此视大本《般若》为《梵书》,要求于阗国王禁止出境。他们对国王说:“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梵)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小乘学人所说的婆罗门书,即梵书。所谓梵书,乃梵王所说之书。《慈恩寺传》卷三云;“其源无始,莫知作者,每于劫初,梵王说传授天人,以是所说,故曰梵书。其言极广,有百万颂,即旧译云毗伽罗者是也”。
朱士行求得的大本《般若》,经过多方周折,才于公元282年(西晋太康三年)遣其徒弗如檀送回洛阳。公元282年(晋惠帝元康无年)转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水南寺,由比丘无罗叉和居士竺叔兰译成汉文,称为《放光般若》,二十卷。朱士行遣徒送经至汉地之后,他自己继续留在于阗,八十岁病故,葬身他乡。
朱士行西行求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虽只送回一部经,他那求法忘我的精神感人至深。他不畏艰险,以为法忘躯的抱负毅然前往。他送回的大本《般若》译出之后,颇受佛学界的重视,晋道安曾称赞说:“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当时的义学高僧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汰、竺法蕴、康僧渊、于法开等人,都为之作注或讲解,形成两晋时代研究般若学的高潮。
朱士行西行求法,为后世西行求法者如法显、宝云、玄奘等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朱士行是曹魏时代颍川地方的人,少年出家,恰当嘉平中(公元249—253年)昙柯迦罗传来《僧祇戒本》,并创行羯磨受戒,所以他依法成为比丘,和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他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译本最流行的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阳便常常讲它。但因为《道行》的传译者理解未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时有扞格。他慨叹大乘里这样的要典竟译得不彻底,就发誓奋不顾身要向西方去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展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里,他果然得着《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因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种种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地送出。直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洛阳。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朱士行本人终身留在西域,以八十岁病死。
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上看,朱士行可说是创始的人。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没有人引导,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达到了目的;他这种为法热忱是极为难得的。他求得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译出仍不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之后即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的都奉为圭臬。中山国(前身为北方狄族鲜虞部落,国土嵌在燕赵之间。)的支和上(名字不详)使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取回中山之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四十里去迎接,可谓空前盛况。一时学者象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借着《放光》来弘扬般若学说。
就因为朱士行求法故事的动人,后人更伪托有《朱士行汉录》的经录著作。此录在隋初即已散失,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从当时所见几种南北朝时代经录里转引了二十五条,可看出它的特征是对于汉代各译家的重要翻译都臆造了译出年代,又有些译家象竺法兰、康巨等也独有它的记载。其后唐代法琳《破邪论》更引用了《朱士行录》说秦始皇时即有印度沙门来华传说。由这些资料看,朱录是有意地表明佛法东传之早,并对几个有问题的早期译家象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说得那样斑斑可考,这大概是南北朝时代的佛徒为了和道家校论教兴年代的先后,就伪作了这部经录来做有力的典据。对于它的简别还是很关重要的。
《古今高僧》曹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年),有个名叫朱士行的汉族僧人,打点行装,从雍州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西行出关,不辞万苦,横渡沙漠,步行来到西域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当时于阗是大乘佛经集散的地方,他果然在那里求道了日思夜想的梵本《放光般若经》九十章。
朱士行何以要在当时交通条件异常不便、路多险阻的艰苦条件下西行求法呢?原来朱士行是颍川(在今河南省)人,小小年纪因为倾慕佛法,便出家当了僧人。出家后的朱士行,一心研习当时汉译佛经《道行般若经》,并在长安以汉族僧人的身份,为人讲解经中奥义,从而揭开了我国僧人开讲佛经的序幕。随着研究讲解的不断深入,朱士行感到《道行般若经》的译文,有的地方读上去气脉不贯,好像有所删节,有的地方译笔有欠精确,造成意思模糊不清。就这样,带着好多遗憾,他下定决心,西行求榷道行般若经》的原本,重加翻译,以弥补当时这一译本的种种不足。
他求得《道行般若经》梵文原本后,由于当地声闻乘笛子的多方阻饶,知道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方始找到机会,让他的笛子弗如檀(法饶)把此经辗转送到洛阳,而自己则被扣在那里,在也未能返回中土,最后圆寂于八十岁。
《道行般若经》被送回洛阳后,又过来好几年,直至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时,才由陈留仓垣水南寺无叉罗和竺译出《放光般若经》,重新译出后的《放光般若经》曾经风行一时,天下著名学者讲解此经,弘扬般若学说,无不把它奉为圣典。
虽说朱士行西行求法,只送回《放光般若经》一种,并且从客观上说,新译本的译文也并不完全,可是在当时交通极其困难、面对茫茫的沙漠、方向莫辨的艰苦条件下,朱士行能破釜沉舟,不顾个人安危,破天荒地以出家人的身份,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行求法,其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不仅如此,严格地说,他还是我国佛教史上依照戒法称谓比丘的第一任,虽然在他以前,我国已经有了出家僧人,然而当初的出家人,一般只是离家修持,并非真正的依律受戒,而朱士行的出家,则严格按照魏齐王嘉平年间(249-253年)刚传进中土的《僧祇戒本》,进行羯磨受戒。
由此,在我国佛教史上,朱士行便有了三个第一:第一次依法受戒成为僧人,第一次以中国僧人的身份开讲佛经,第一次西行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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