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的忏悔与宽容(摘自《辽宁青年》)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两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代人的故事，也是两代人的故事。这里有历史的回音，也有今天的顿悟。
　　

忏悔篇
　　
老师，我对不起您!

□史国良
 

　　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片阴影，三十多年来，它有如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

　　那年正值“文革”初期，也是我一生中度过的一个最不平静的夏天。空气里处处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周围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大字报满天飞。当时我还是个9岁的孩子，在海淀区暂安处小学读三年级。记得那天课上，班主任申老师说，现在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又揪出了很多“小爬虫”、“变色龙”!不知是故意，还是失口，她又接着说了一句：“林彪也是变色龙！”当时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的我就像侦察兵探听到重要情报一样，未及深思便感到异常兴奋。下课铃声一响，我便迫不及待地拉起同桌的手到学校革命委员会去报告“敌情”。革委会主任对我们说，你们反映的情况真是太重要了，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先回去上课，不要打草惊蛇。受到表扬，我们心满意足地回到课堂。谁知，正是由于我等的“告密”，一场灾难降临到申老师头上。

　　几天以后，申老师不再给我们上课了，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那天的批斗大会我还清晰地记得，申老师的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站在三层叠放的椅子上面，两腿直发抖。不知是汗滴还是泪滴，老师的脸上直往下掉水珠子。很多高年级的学生用鞭子、砖头打她。我亲眼看见，弹簧鞭每抽一下，老师的背上就掉下一块肉，后背几乎被打烂了。或许就从此时起，我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才明白为什么妈妈知道这件事时用笤帚打了我，还骂我“缺德”！每想到这一切，我幼小的心便会像针刺般疼痛。

　　批斗会结束后，申老师被关在了学校一间满是粪水的废弃的厕所里。—天，我忍不住去看申老师。我无法忘记那一幕。透过墙眼，我往里看，一股又臭又热的气流扑面而来，熏得我直作呕。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申老师正趴在厕所中间的几张破桌子上写着什么。乌黑发亮的长发被剃光了，脸上、胳膊上都是皮带印，青一块，紫—块。两只裤腿挽得很高，两条褪已被漂满粪便和蛆虫的水泡得溃烂和肿胀。

　　我低声唤了一声：“申老师!”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到。她还是看见了我，蹚着粪水朝我走过来。我从兜里掏出几个西红柿，递给老师：“老师，我错了，我对不起您！”说完，眼泪便止不住地淌了出来。这是我一连几天憋在心里的话。申老师却说：“这不是你的错，你还是个孩子，我不怪你……”听到这里，我更加内疚。

　　是的，老师没有记恨我，在申老师的眼里，我一直是个有专长的好孩子。此前的每次家访，申老师总是表扬我的优点，哪怕是很小的优点。特别是在画画方面，申老师是惟一欣赏和支持我的人。她鼓励我说，你的画很有天赋，一定能成功。从那以后，每次画完画，申老师都是我的第一位观者。只要我的功课不耽误，她就会让我利用业余时间画画，还经常为我打分。每次画完的画，申老师都将它放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每当我看见那些被申老师收藏的画，我就会充满自信。

　　小学毕业后，我带着申老师的祝愿进了一所不收学费还能继续画画的师范学校。家境窘迫的我因为买不起贵重的颜料只好选学国画。那时，攒三毛钱借自行车到北京宣武门琉璃厂荣宝斋买一张宣纸是我最奢侈的心愿。最能今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专业成绩始终都是名列前茅。每次面临困难，申老师的话就一遍遍响在耳边：“史国良，你一定会成功!”老师的这句话在那个年代给了我巨大的勇气，也使我有朝一日要找到申老师当面忏悔的想法与日俱增。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海淀区少年宫教画画。为了提高自己的画画水平，我开始四处拜师学艺。“文革”结束时，中央美院招考中国画研究生。全国有数千名考生报考，只录取16名。我有幸榜上有名。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又想到了申老师：申老师，您在哪里?境况如何?得知我史国良出息到今天您一定会为我高兴吧!

　　三十年过去了，我获得了儿时想也不敢想的成就：我获了国际大奖，处处受人喝彩，成为出色的学院派和中国画写实人物画家……可我始终达不到我想要追求的理想境界。无论我走到哪儿，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我知道永远都有一块沉重的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里。

　　1995年，我在美国出家做了和尚，想求得—种超脱。可我依然忘不了那张慈祥的脸，一笑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的脸。那是申老师的脸。是这张脸给了我今天全部的自信和辉煌，这份难以回报的恩情就像心底一个看不见的黑洞，一个无法用时间、金钱和辉煌所能弥补的黑洞。随着年龄的增长，悔恨也在一天天加重。特别是回到中国又踏上北京这块故土后，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申老师的名字：申老师，您在哪里?

　　今年春节前夕，我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真想给您拜个年”的小栏目。于是，多年寻找老师的迫切心情又一次涌上心头。当刊有我儿时照片和姓名的文章见报的第二天，我就意外地接到了申老师的电话。一时间．我惊呆了，只喊了声：“申老师！”就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宽容篇

孩子，老师不怪你!

□申世恩

　　新千年刚开个头，即2月2号，我像往常一样该午睡了，身子还未躺平，就被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起，刚一拿起话筒，对方便高声高调欣喜地告诉我：“申老师，有一个学生找您，是三十多年前的学生，叫史国良，是登报找您的。”“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我想我不是在做梦吧!接着又是门铃的响声，同样的消息，报纸上《申世恩老师，您在哪里？》的大而醒目的标题一下子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信了，我激动了，此时，童年的史国良幼稚纯真的模样顿时浮现在我眼前，我不由自主地流泪了。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情，我一口气连跑了三个报摊才买到了这张报，看到他童年时的照片，我的心碎了，再看到他那泪水般的陈述“我的灵魂深处有一片阴影已经跟了我三十多年，每次想起来，心里就会隐隐作痛……”此时我的心真的痛了，心绪也乱了，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像我疼爱的孩子受了委屈一样心痛了。我急了，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受了伤害的孩子拢在我的怀里，给他宽慰，给他解脱，驱散笼罩他灵魂深处的那片阴影，医愈心中隐隐作痛的伤痕。孩子，我在这儿，快来吧！让老师看看你，你不要难过，老师还活着，并且活得挺好。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史国良的电话。

　　当天傍晚我们就在我家见面了。当年个子仅在我胸前的小淘气，如今已是一米八的大汉，而且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画家了。他来了，满含热泪来到我面前，一把拉住我的手哭了，抽泣着说：“申老师，对不起……”望着眼前的学生，我心潮起伏，思绪又跟着翻回到那个不平静的年代……

　　三十多年前，因为上小学三年级的史国良和同学的“汇报”，26岁的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从此，批斗、殴打、谩骂与我朝夕相处。全身上下遍体鳞伤，每次抽打，我就咬紧牙关，眼前一片昏暗。

　　突然有一天，一个噩耗险些将我击垮。我们的业务骨干杨素珍老师悬梁自尽了。我顿时傻了，麻木了，我想一切全完了。可这件事的突然发生又给了我反作用力，令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被关进厕所后，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下血书：我不能死，我是好人，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这几乎成为我活下去的座右铭。可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在厕所里的那段日子令我终生难忘：每当夜晚来临，恐惧与死亡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并时常会被楼道里突然的脚步声和尖叫声惊醒。很快我就明白了，这是“造反派”们想要在精神上摧垮我。后来还有人将用来自杀的小刀和绳子放进来。但这一切都没有将我摧毁，因为我知道，还有一群爱着我的学生在等着我回去。白天，他们常常像做贼一样给我送吃的。一天，一个稚嫩的声音传来：“老师，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我便从门上最高处的一个圆洞里顺出根绳子，学生在外面系好后再吊进来。“老师，我走了。”我甚至不知道那孩子是谁。吃着吃着，我看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好老师，你死了，孩子们受不了，会疯的。他们无论怎么逼你，你也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们家长都认为你是一个好老师……”

　　史国良当年的个子很小，他偷偷地给我送西红柿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那天，门开了一条大缝，一个大头的孩子，忽闪着一双怯生生的大眼，递进来几个洗好的鲜红的西红柿。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西红柿，鲜艳的红色不正象征着鲜活而跳跃的生命吗?“老师，对不起！”听到一个孩子发自心灵的忏悔，我哭了。我要活下去。我必须活下去!后来，我冒死从四楼厕所的水管爬下来，从海淀区到东城区会我的男朋友。经过短暂的见面，我决定回到海淀公安局要求拘留。因为只有拘留才能不随便挨打。但拘留也是短暂的，后来还是回校接受劳改。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等到了宣布无罪释放这一天。此后我被调到别处教书，以前的学生们也都不知了去向。再后来，那个在“文革”期间给我鼓励的男朋友成了我的丈夫，他是个非常聪明和善良的人，个子不高，身体有些单薄，但胸怀宽广，看得很远。婚后，我的生活一直很幸福。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学生们都早已成家立业，但那段疯狂的历史却一直没有在我心里消失，反而随着史国良的出现而更加清晰。这段历史虽然早已过去了，然而令我不安的却是这段历史让一个9岁的孩子从此背上了一个如此沉重的心灵包袱，几十年苦苦寻找老师，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忏悔。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啊!可对于一个只有9岁的、天真幼稚孩子犯下的错误，谁又能去怪罪呢?我相信每一位老师都会做得到。史国良悔恨的泪水流个不停，双手狠劲地拍着自己的脑袋，嘴里不停地喊着：“对不起，老师!对不起，老师！”抓着我的双手始终不肯放开。用他自己的话说，几十年来，这件事就像—块大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以至影响到他的画风。特别是在他成功的日子里更是令他窒息。听到这儿，我的心碎了，我为有史国良这样的具有良知的学生而感到欣慰。是的，国良，今天你终于可以卸掉这块大石头了。你获得了宽容和爱，你已经成为一个敢于走在阳光里的纯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