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巨赞

从佛教的破除迷信说起

墨子志天，明鬼，而“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2〕，他的“道统”，从此再传即绝。原因据说是中国人迷信宗教的心理，素称薄弱；孔子的确也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教条。但是自从“梦见金人”、“白马驮经”以来。到现在1872年(公元68——1940年)，佛教非但控制着中国大部分民间思想〔2〕，柳翼谋先生还说：“佛学发天人之秘，拯盗杀之迷，吾国思想高尚之人，亦遂研精其学以为范”〔3〕。为什么?约翰根室(John  Gunther)说：“佛教不承认任何神为最高存在物，佛教是一种行为的模范，一种合理主义的体验，……所以极迎合中国人的嗜好”〔4〕。此外还有人说：“佛教非宗教，非上帝观。非宇宙论，非多神之崇拜者：是富有道德的系统，为各宗各教之最高峰；其在哲学上的地位，已被世界各国共同承认为现代最精密的理论派。释迦牟尼的地位，实超越于达尔文，利特雷诸人之上”〔5〕。那末佛教决不是初民心境中神秘迷信的产物，佛教徒当然更不是传习巫术(magic)、播植迷信以自活的巫师。

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整个印度，笼罩在婆罗门神话的氛围之下。社会上严格地分成四个贵贱贫富悬殊的阶级，奉行着繁文褥节的祀神仪式，口里还喃喃地背诵收集在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里的各种咒语，祈求平安、长生，和赌博时的幸运，或希图藉以驱除野兽，疾病，仇敌与魔鬼。佛则大声疾呼，一扫而空，非但不准来自各个阶级，而融融泄泄如父子兄弟的门徒祀神，并且连占卜星相运气炼丹也在禁止之列，所以佛教是彻底破除迷信的、革命的。《景德传灯录》上告说我们，唐代的禅宗寺院里，有许多简直没有大殿，不塑佛像。而当时那些继往开来的“祖师”，如马祖、百丈、黄蘖、灵佑，则大都采取生活自给的办法，参禅不忘种田。这和1239年佛罗伦斯的San Donato Frael Torri寺院，从事机织以自给的办法有点仿佛〔6〕。就社会经济条件和慈悲平等的立场上研究起来，当然是值得称誉为“合理”的，虽然锡兰缅甸的僧徒，至今还固执地以实行沿门托钵的原始佛教制度为合法。

然而奇怪的是：傅弈、韩愈以后，像欧阳修、王船山之流，时刻诋毁着和尚们的不织而衣、不耕而食，寺庙生活情形，反一天一天违背唐代的合理性，以至于构成现在丛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庙家庭化的畸形状态。所谓最精密的理论，自宋以来，就逐渐被那些多闲的长老们菲薄着，目为义学空谈。大部分和尚，本来是为着生活出家，更用不着佛理。整个佛教界浮沉在愚河痴海的无知浊浪之中，跟着来的就是迷信的“慈航”。佛非但需要批发他所毁弃过的祀神仪式和咒语，同时还得披上方士式的八卦道袍。同源论取中道而代之，也还可以勉强名之曰清谈或空谈，纵然并不是学理；定数论、定命论则暗地里戕害着广大群众奋发有为的心灵，敌人正利用他麻醉我沦陷区内的同胞。此岂佛所及料哉!怎怪得社会人士，对于佛教与佛教徒的讥诮攻难?这之间，便有新佛教运动发生。

以前种种

新佛教运动的发端，应该推溯到同治五年杨仁山先生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有了他，我们才能看见号称基本佛学，而“道丧千载”的相宗典籍，元明以来非科学的佛学研究方法，为之一变。其后仁老就刻经处设立只桓精舍，想借以培植一批新的干部，能够直接从梵文巴利文的原典，考校历来翻译的同异，以资雕印方册全藏。曼殊大师也是教师之一。好事多磨，不久就告停顿。金陵同仁，一方面还是募款刻经，一方面则另办佛学研究会，从事于法相唯识的钻研，主其事者为宜黄欧阳竟无先生。据欧阳先生的口述，那时他们生活环境很苦，常常要自己动手烧饭，参考书籍的供应又不够；一宁不明，穷思累月，令人想起日本维新志士，没有文法、字典作参考，埋头学习荷兰文、英文的艰苦作风。

又据传说：端午桥于两江总督任内，因只桓精舍停止，曾在南京创办僧立师范学堂，谛闲、月霞两法师相继主持其事。革命军兴，午桥被害川中，僧立师范学堂校舍全毁，当时的一切组织教育情形，也因之泯灭无存，可以说是新佛教运动的第一场损失。和僧立师范学堂同时，湖南新学之风正盛，庙产兴学的风潮，逼得长沙的和尚也办了一个僧学校。那完全出于临时抑制的心理，事过境迁，自然偃旗息鼓，经过情形，也很难考索。据说为长沙和尚献此抵制妙策者日僧水野梅晓，民国以来颇有师其成法，与社会周旋者，这是新佛教运动当中的“油瓶”。

由于金陵刻经处、只桓精舍、佛学研究会的开发，民国元年才有佛教会的组织，发起人蒯若木，孙少候，李证刚，欧阳竟无等，都是杨仁山先生的朋友或弟子。他们想使政教分立，彻底改组佛教的阵容，所以对国民政府用公函而不用呈。那时，国父是临时大总统，对此很为赞成，有函复佛教会云：

敬复者顷奉公函，暨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振戒法，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暨畅宗风，亦裨世道，曷胜瞻仰赞叹。近时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凡承乏公仆者皆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贵会大纲，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律附发。复问道安。孙文谨肃。

这新佛教运动史料中的瑰宝，原件似乎保存在支那内学院。当时可惜干部缺乏，居士和尚复不能协调，蒯若木等遂完全退出，交诗僧寄禅接办。寄禅受和尚们包围，佛教会的宗旨，由政教分立彻底改组佛教阵容，而变为乞求政府通融，保护庙产。新佛教运动的一片慈云，又被“业风”吹散。

太虚法师是只桓精舍的学生，天然是新佛教运动的同志。民元政治革命的成功，激励他和仁山法师等对准旧僧的堡垒投了一颗炸弹——闹金山。可是佛教会早就“变相”，并且交结权贵，根深蒂固。他们失败，太虚则消声匿迹，在浙江普陀山闭关三年。印光法师对我说：他在关房里写了许多改革僧制的计划，《整理僧伽制度论》也是那时写的。他的天分本来很高，文字也相当动人，出了关，时事又许可他“继续努力”，才有《海潮音》佛学杂志出世，开展新僧运动的广大宣传。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以及汉藏教理院等等都是在这种宣传下面建立起来的，而武昌佛学院则是新僧的黄埔。

比武昌佛学院的建立稍前，欧阳竟无先生扩充佛学研究会而成支那内学院。沈子培、章太炎、陈三立、叶恭绰、梁启超等皆是热心赞助之人。登高一呼，众山悉应，接着就有法相大学出现。蒋维乔、梁启超都去听讲，其盛可知。至于开办法相大学的目的，一般人总以为不过整理教理而已，其实小看了他们。他们想把法相大学逐年毕业的学生，调和在整个教育界中，佛化全国。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府奠都南京，法相大学校址以地当冲要被收买，一切计划，就此停顿。而内学院的同门如汤用彤、景昌极、熊十力、缪风林、蒙文通、盛成中等，都是大学教授，对于佛化的推进，当然还是很有关系。

太虚法师的计划也很伟大，他自己说：“统率无方，实行不足”，所以有许多事业，没有经过必要的阶段而躐等以进；和文化界也失去学术上的联系，影响到干部的健全，阻滞了发展的进程。从前新旧僧之争，曾经闹得烈烈轰轰，像煞有介事，结果逐渐消沉，以至于新旧僧同流合污。民国二十年左右，已经不大听到新的论调，抗战以后，似乎又有点起色。不过如芝峰、大醒、法舫、法尊、竺摩、印顺诸师，在学问和事业上，都是很有办法的。新僧运动终于要在他们手里成功。

推波助澜

“抗战烽火”烧着“拖地的眉毛”，东战场上僧侣救护队的劳绩是不可磨灭的，新僧所为也，谁也不能否认是新僧的一大进步。停顿、解散，不是他们的过失，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替他补上了。

去年南昌失守之后，整个湖南震荡着，连我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华严研究社也起了骚动。我们以为佛不许可侵略，所以鼓励抗战；佛教徒是应该参加阻灭侵略的抗战阵线的；同时对于民众的动员，佛教徒也可以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所以××干部训练班的政治部主任陈石经军长帮助我们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并且关切地指出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第一，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传，使他们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

第二，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

第三，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护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

第四，打破日寇在南方佛教国如缅甸、暹罗、锡兰、安南等处所作征服中国就是挽救佛教的歪曲宣传。

第五，要严密地把各地佛教徒组织起来，拉到抗战的阵线里去。

第六，要以纯正的佛理，洗涤佛教界内一般不正确的理论与组织。

佛教青年服务团，就在这几个工作目标之下，取得第X战区政治部的补助而成立。我们的同志——大定、光宗、澄源、洗尘、明恒、明悟、理妙、西岸、洁矩、遍济、焕文、法奘，……——都认为参加抗战，是佛教救世精神具体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宣传佛教的绝好时机，所以大家很兴奋，不怕吃苦。

在南岳，我们策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集中南岳全山壮丁年龄内的僧道训练一月，结业后，他们组织流动工作团，由暮笳法师率领，出发衡阳、湘潭一带工作，很得到各界的好评。至今衡阳湘潭的墙壁上，还可以看见“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等一类佛化巨型标语，严肃地教训着来往的人们。

“七·七”二周年纪念，我们奉令到长沙工作，在省动员委员会，《国民日报》的招待席上，任启珊先生希望我们领导长沙僧尼精神动员，举行国民公约宣誓。我们都诚恳地接受了，当时我曾说：希望省动会能够领导长沙市内各宗教徒联合起来，组织反侵略同盟，响应国际反侵略大会。他们都以为足。后来我和长沙基督教育年会的张以藩、李振声商量，也很赞成，九政主任胡越并且督促过他们。湘北会战前夕的紧张，粉碎了我们的一切计划，可恨日本强盗!

长沙各界青年献心会，也是我们和长沙青年会、省动员委员会、青年记者学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伤兵之友社等十几个青年团体配合着举行的。此外如劳军，出壁报，假阵中日报副刊地位出佛青特刊，参加各种纪念会，讨汪大会，征募寒衣运动等。都是关于扩大影响一方面的工作。

本位工作则除帮助长沙市县佛教会，调查长沙市县最近僧尼人数及庙产外，还和他们联合组织长沙佛教青年战时训练委员会，筹办僧伽训练班，报名投考者五十余人，定于9月30日开学。湘北紧张，不得巳而解散，损失一两千元，佛青团也随之幻灭。

检讨到马丁路德

一提起新佛教运动，常常会想到马丁路德。他窥见贵族之私、发表告日曼贵族辞，  (An Address to the German nobility)力斥宗教捐税之苛，又谓废弃朝拜圣地的习惯并诸节期之后，可使实业繁盛，而贵族得坐收其利。贵族如Ulrich Von  Hutten之流，才帮助他摆脱旧教的谋害而为所欲为，这样才有新教出现。引起农民革命，出于他意料之外，贵族又岂能放过他，他的造成严重的错误，〔7〕，真可以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桑戴克(Lynn Thorndike)说：“基督教改革，非通俗运动，且未容成通俗运动。……基督教改革中，民力，经济上，或社会上，政治上所得极微，而废除瞻仰圣地习惯，取消各种基督教团体，及减少节期等事，反使民众失旧日及时行乐之美俗。……基督教改革后，文化益与宗教分离，而教会不复为文化领袖”〔8〕。这是很可以做新佛教运动之借镜与警惕的。

现在，是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时候，新佛教运动的同志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吮吸人类血液的日本恶魔。后面，足敌忾同仇的广大民众。除掉联合广大民众，一致降魔克敌之外，不用发表什么“辞”，自然不会引起什么意外而助纣为虐。这才是我佛慈悲平等的宗旨。对于民众经济上，或社会上政治上的所得如何，现在还不敢说，通俗两个字是可以做到的。既能做到通俗，或者就不会与文化分离；纵不为文化领袖，亦不失为策动社会进化有力的一员。

杨仁山先生的苦心孤诣，不用我们有所置喙。时代没有要他做别的工作，刻经、讲学、着书，奠定了新佛教运动的基业，对于文化上的贡献，是难以估价的。何况欧阳竟无先生能够继续他的理想，不断奋斗渐抵于成功－－精刻全藏；太虚法师也还能不背师说，另辟门庭。

欧阳先生说：主持佛教，全靠出家比丘，居士们只能从旁辅助。法相大学停办之后，他想买西方寺给内学院的僧众同学组织模范丛林，后来又想向陈铭枢要南京麒麟门外的空地，建设一个小规模的僧园。“因缘不顺”，都没有成功。我们由此窥见欧阳先生护法的愿望，并不止于一般人所知道的考订章疏而已。“七·七”前他编印过《词品甲》，《四书读》，翻刻过《心史》，都足激扬民气、鼓励抗战的作品。日华佛教研究会的日本和尚，几次要求见面、参观，都被严词拒绝，这在佛教界可以说是空前盛事，值得钦佩的。但是宏传的方法，不甚通俗，有时且失之呆板，所以影响不很大。

太虚法师此次率领国际佛教访问团出国工作，这是他的一大进步，对于他计划中的事业，当然很有帮助。不过他是比较偏于文艺性的人，又天生是宣传家的性格，当真要他做事，非有热心护法、头脑清晰的中坚人物帮他不可。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先把他的部下调整一下，同时更能解除居士们的包围，新僧运动才有办法。否则需要兑现的现实终归会使他苦闷的。我祝福他康健!期待他成功!

前几年，上海出现了菩提学会的组织，是汤芗铭之辈发起的，班禅大师坐第一把交椅。听说计划很大，也想从而改革全国佛教。我不大清楚其中内容，姑引逸士先生《请益菩提学会》一文以作参考：

菩提学会，比来曾陆续以缘起简章征求发起人，暨一次二次之筹备会议录，播扬报章。吾人考阅之下，不能无疑于斯会。考斯会以翻译、传授、受学、讲辩、修持、编辑、流通藏文经法为筹备事业。然此诸事，南京支那内学院首曾翻译流通藏文之《唯识三十论》，及在翻译中之《现观庄严论》等；次之则有康藏学法团大勇、法尊、超一等所译之《菩提道次第》，及《菩萨戒摄颂》等多种。而专从事西藏经法之学者，先有大勇等在北京之佛教藏文学院，次有赴康入藏之学法团三四十人。近年又有太虚等办于四川之汉藏教理院。皆为举办此等事业已着成绩之先进。而斯会对之毫无表述，并闻所将从事翻译者，亦仅为菩提道等。乃张提其事，既分途四出，召集人材，并呈请设立译场，拨助经费。掩人之美，掠人之功，上欺政府，下罔人民。此于斯会之事业不能无疑者一。按斯会征求发起人启，首云屡承班禅大师提倡，同仁莫不欣从。尝质班禅左右，则班禅实出于应酬，故不无假借招摇之嫌。进察之，所谓筹备委员之主席主任等名单，于西藏学者之法尊、超一、大刚等，南北素着之欧阳渐、吕澂、王弘愿、韩德清、胡子笏、范古农等，及僧中负时望之印光、太虚、兴慈、仁山、常惺、持松等均不邀与，而以圆瑛为副主席。其不重人材，不求实际，惟以声气号召，别有企图，此于斯会人选不能无疑者二。……

至于许多寺庙里面私立的佛学院，如：天宁寺学戒堂、超岸寺佛学院、竹林佛学院之类，都是临时抵制外界压迫的护身符。既没有别的目标，也不愿意想办法。招几个失学的小和尚教教如是我闻，诗云：子曰，对于佛教有什么好处。必然的，他们将与菩提学会一样，在时代高潮的冲激之下，没落，沦亡，而存下的只有朝气蓬勃、活泼泼的新佛教运动。马丁路德还不够做我们的模范，我们要揭示佛陀牺牲无我的精神，外抗强敌，内化民贼，从自力更生的中华民族领土里，完成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建设人间的极乐世界。前进的佛教同仁，团结起来!

前    路

现在要讨论到如何完成新佛教运动了。第一：新佛教运动要和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着，普遍发动佛教同仁参加实际工作，这对于国家、民族贡献之大，上面已经说过不必再提。同时由于工作的陶冶，经验的鞭策，可以将佛教界内一般不正确的观念纠正过来，改少新佛教运动前途的纠纷：从而能够训练出一批新的干部，渗入佛教团体的各个部门广为新佛教运动工作，也不是做不到。

办法：根据去年在湖南工作的经验，需要组织一个像“中国回教徒救国后援会”、“中国基督教徒抗战后援会”之类的、全国性质的佛教徒抗战团体。有了这，各地工作的步伐，才能一致，才能密切联系，就是向国内外呼吁募款也容易有办法；而热心奔走的志士仁人，才不会引起顽固派的惊惧、歧视，以至于被攻击毁谤。不过佛教界内死气沉沉已久，各自为政则自古已然，单靠几个大德的提倡、宣传，不会有什么作用的。譬如：“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假定没有胡越策动、赵恒惕发起，单靠我奔走呼号，恐怕连筹备会的影子也看不见。所以我诚挚地、热切地期望着党政当局，注意佛教问题，注意新佛教运动在抗战，建国乃至学术文化上所可以发挥的力量。

有了全国性质的佛教徒抗战团体，各省各县，都可以依法组织起来。据统计，全国出家僧尼约百余万，各大小庙的财力，也并不能算贫乏。就单办救护一项吧，至少可以供给一两个战区的需要，何况精神动员的意义，比这还大得多呢?

第二：整理僧制。目前的僧制，非但违反唐代的办法，亦且非佛所许可。其招致全社会的非难，真是理所当然。太虚法师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是前二十几年的东西，有许多议论失了时代价值，须要修改。我以为整理僧制，应该确定两个目标：一、生产化；二、学术化。

生产化是僧徒各尽所能，生活自给。绝对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债和买卖式的迷信营业。效法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或San Dona to Frale Torri寺院的从事手工业，是最妥当的办法。这样，做和尚并不是一种职业，而也能参加劳动生产。对于社会经济，关系最大，增加一般僧徒的健康，犹其余事。写到此地，我觉得目前一般僧徒之几乎完全无知无识，原因是在懒；懒则由于身体之不健康，吃现成饭有以致之。生产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懒的魔鬼从佛教界里驱逐出去，则一切才有办法。

学术化则恢复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玄奘法师在印度学法的那烂陀寺，六朝慧远法师所组织的东林寺，都是这种办法。所以当时的佛教，能够领袖文坛，而慧远法师的师傅，被崇拜着，有“学不师安，义不经难”之语。

跟着第一个目标来的工作是全国庙产的统制，跟着第二个目标的工作是全国僧尼的淘汰。这与抗战建国的前途，关系非常重大。新佛教运动要在这里替佛教、替国家民族打开一条路出来。详细办法，非此所能尽。

第三：整理教理。关于教理的整理，有许多人想做、在做，大都是考证方面的。我觉得至目前为止，佛教界内各种着作，都还没有和当前的问题衔接。也就是说，没有能够用纯正的佛理，明确地、简单地，替人类解答科学上、哲学上，以及社会政治上的许多问题。这就需要新佛教运动者，在“体验佛理”、服务人群之外，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学问，都要有深切的了解才行。我在湖南工作停顿之后，筹备出国研究者在此。可是事情太大问题太多，决不是一个人一生一世所能做得到，“所以目前最紧要的，是找一个新佛教运动的据点。有了据点，才能集中人材，分工合作。

至于全部藏经的整理，内学院现正筹雕精刻全藏，其成就当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之上，希望各界帮助他。此外如西藏、锡兰、暹罗、缅甸等处佛教的研究与翻译，印度佛教史迹的调查，也有人在孜孜从事。而佛教内各个问题的穷源竟流，如：戒律的系统研究，小乘务部本末义的研究，大乘各宗义理与史实的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都还没有可以大书特书的成绩。贫乏的中国佛教界，有待于新佛教运动来开垦的肥硕的田园呀!

话又要讲到广西省佛教会。他，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历史、三百多会员，似乎够不上做新佛教运动的根据地。可是由于他本身的没有阻力，党政界的开明，加上文化界的热烈同情，我们想在这里建立新佛教运动的基址。目前，假定能够找到会址的话，马上可以集合一部分去年在湖南参加工作的青年同志，来完成“佛青”、“佛救”、“佛抗”未完成的工作。同时想应用生产化、学术化的原则，组织一个实验丛林，为全国佛教界之侣。其余的工作，就可借之逐渐推进。但愿各界人士指导帮助我们!

编者按：本文略有删节

(原载．《狮子吼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附注：

(1)《墨予公榆篇》

(2)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3)柳论征：《中国文化史》

(4)《亚洲内幕》第24章

(5)The great French master's essay on the religion of the Buddha in his life and letter

(6)《意大利社会经济史》

(7)Katharine K．Green Martin Luther

(8)《世界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