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坛图经》 与佛寺建筑中国化

佛教戒坛是举行授受戒律仪式的场所。据《释氏要览》记载，戒坛始自天竺楼至菩萨请筑戒坛，为比丘授戒，得到佛陀同意，于是在祇园精舍外院建戒坛。随着佛教戒律经典及仪式的传入，中国也陆续建立戒坛。据《比丘尼传·晋竹林寺净检尼传》的记载，东晋升平元年（357），沙门昙摩羯多于洛阳立戒坛。这是中国寺院设立戒坛见于文献之始。

最初戒坛的设立比较简单。而随着戒坛建立得越多，戒坛形式也日渐庄重。在唐代以前，戒坛大都按照古印度的方法来构筑，具体规制依据天竺、西域僧人所传和律典的记述。唐乾封二年（667），律宗高僧道宣在长安净业寺创立戒坛，并撰写绘制《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简称《戒坛图经》），阐述戒坛形制的来源、依据、仪式、造型、尺度、材料等问题，依据中国文化特点，对戒坛和仪式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此举得到国家的认可，成为戒坛的“定式”。而史籍上为了将其与传统的戒坛构筑和仪式相区别，将根据《戒坛图经》的思想和方法而建筑的戒坛和设计的仪式统称为“新法”。

河北正定隆兴寺戒坛为中国北方三大坛场之一，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坛上供奉铜铸双面佛像，为明弘治六年（1493）铸造，面南者为阿弥陀佛，面北者为药师佛像。

二

《戒坛图经》对戒坛规制有详细的描述：三层坛，下坛四方宽二十九点八尺，高九尺。中坛四方宽二十三尺，高四点五尺。上坛四边宽七尺，高二寸，上面供奉佛舍利塔。这种形制参考了中国古代祭坛的设计元素，也可以说是中国化的佛教戒坛建筑。

唐代对中国佛教戒坛定式的贡献很大。一方面，由于唐代帝王对佛教戒坛十分重视：唐太宗年间，皇帝于宫内开戒坛（所谓“内临坛”）；唐代宗有《戒坛敕》，说“戒分律仪，释门宏范。用申奖导，俾广胜因。允在严持，烦于申谢”，强调戒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道宣一生严持净戒，精研戒律，他的律宗思想在当时流传于整个佛教界，盛名甚至远播西域。此后的律家几乎都以他的著作为标准。因此，他所撰写绘制的《戒坛图经》作为中国佛教立坛传戒的概论性典籍得到广泛认可，对于规范后世中国佛教的传戒思想、仪式等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值得注意的是，《戒坛图经》对中国佛教寺院建筑提出了新的构想。

《戒坛图经》在“戒坛高下广狭”一章中，描述了中天竺祇洹寺“六十四院”的建筑形制，并指出不同建筑的宗教意义。按照宋·赞宁所撰《僧史略》记载，这是道宣“感长眉僧（宾头庐）”所撰写，实际上是道宣心目中理想的佛教寺院建筑形制，这对后世中国佛教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

《戒坛图经》描绘的理想佛寺建筑是：总有六十四院。通衢大巷南有二十六院，分布于三门左右：大院西门之右六院，东门之左七院，中门之右七院，中门之左六院。绕佛院外有十九院：中院东门之左七院。中院北有六院。中院西有六院。正中佛院之内有十九院。（参见傅熹年等：《中国古代建筑史》）

这种设计很多都是中国佛寺建筑特有的：比如，佛寺的总入口设立“外门”，外门两边各有东门与西门，这也是后世的“三门”（山门）；除了“中院”之外（佛寺中轴线上的院落，包括佛殿、佛塔、戒坛、佛阁等重要建筑），设立种类繁多的“别院”，代表佛寺的性质以及所属的佛教宗派，而“宗派佛教”的出现是中国佛教特有的现象，因此这种形制在古印度佛教寺院中是没有的；中院的后面设佛阁，用于安立大型佛像，佛殿的前端设钟楼和经楼，这样使佛殿成为寺院的中心；寺院围以廊院，廊院的正面是山门；佛寺由多达数十座独立院落构成。“佛区和众多别院形成一个个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性的功能和空间模块。然后按照大致功能属性进行分布……最终形成了一种方阵式的功能模块化佛寺布局。”（漆山：《学修体系思想下的中国汉传佛寺空间格局研究》）

四

《戒坛图经》改变了古印度佛寺建筑以佛塔为中心的格局，此后中国佛寺建筑变为以佛殿为中心，塔寺并存重重庭院的布局形式。在《戒坛图经》中，塔的位置已经在佛殿后，佛殿的地位突出（所谓“前殿后塔”）。此后，塔逐渐退居到后面或一侧，自成一院。大致而言，从空间布局上说，后来中国佛寺建筑在整体殿堂院落的配置方面基本上就是依照《戒坛图经》的模式。

根据史籍和考古资料，《戒坛图经》所描述的佛寺格局在唐代寺院建设中广为流行。普通寺院经常都有数院至十数院，大型的寺院则可多达数十至上百院，比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大慈恩寺“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长安志》记载，章敬寺“总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四十八院”等。这一模式在也传至日本。“道宣模式作为建设日本佛寺和佛塔的范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宗觉：《祇垣图经·序》）

五

《戒坛图经》所描绘的寺院布局，对于独院来讲可以形成强烈的艺术特色，但是对于很多院落的组群布局则显得过于分散，因此后来逐渐被“中轴线式”布局所替代。到南宋时期，典型的禅宗寺院就演变为“伽蓝七堂式”。其中的山门、佛殿、法堂等建筑都是居中纵向展开，左右有僧舍等建筑。到明清时期，佛教寺院更加规整化，大多依中轴对称地布置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配殿、藏经楼等，塔已较少，最终形成了现今留存的中国佛教寺院建筑模式。而《戒坛图经》无疑是这一建筑模式的发端。

佛寺建筑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唐代，佛寺在形制上已经基本定型。这种多院落的布局模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观念和特点。由此，佛教建筑文化融入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那航硕单位为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本文刊《中国宗教》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