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无不可——孔子的人生智慧

　　孔子在《论语·微子》中论及历史名人的时候说：“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论，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当时博得好评的几位历史名人有自己的看法，并自述心迹强调：他本人并非拘泥上述人物的格式做法，奉行“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表面上看来，孔子的态度与时人不同，实则体现了人生的大智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关于智慧的含义，是一个难于理清的问题。在此文中，智慧主要是从思考和践行的角度而言，这与梵文的般若并不相同。在梵文中，般若有更博大的精义，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之所以将智慧限制在思考与践行的角度来讨论，是因为我们芸芸众生，总是要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思考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社会实践是我们能够生存的基本前提。从比较的角度看，智慧和知识自然不是一回事情。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却要有一定的知识为基础。智慧在一定程度上颇有类似“禅”韵的味道，其中的空灵似乎也很难用明白的语言表达。

　　在这里，如果勉强界定智慧的含义，那就是：智慧是人的一种内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包括智慧的思考——恰当的判断力、理解力，也包括智慧的践行——在此基础上采取恰当的行为，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毫无疑问，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就是智慧的人。还必须指出，在这种智慧的内涵中，应该包含人类的道德认知和判断。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智慧的人，首先要在道德判断上清晰什么事情必须作，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在技术的层面清晰怎么去做才是最恰当的方式。世界是极其的复杂，我们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会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如何在具体事情上作到正确判断、准确理解和恰当行为，当然很需要智慧。

　　由此可见，智慧是“活”的东西，而知识是“死”的东西，智慧是对不同时空、不同事情的恰当判断；知识只是对特定场景与事物的描述和概括，知识离开了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也就不能称其为正确的知识。当然，历史上并不乏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亦步亦趋之人。孔子则不然，“无可无不可”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人生智慧。

　　必须指出，孔子非常强调人类在思考和践行时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这实际上是孔子的人生智慧的重要内容，与西方马基雅维利所宣扬的“只看目的、不问手段”的“君王成功学”不同。中国儒家提倡“仁”、“义”就体现了对人类行为的道德尺度的重视。如果背弃“仁”“义”，一个人即便是很“成功”，却不能逃脱社会的否定和道德的责难；反之，对于该做的事情，即便是情势所迫，力不从心，也务必“铁肩担道义”。对此，孔子态度鲜明：“不义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泰伯》）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不符合道义的事情，无论多大的诱惑，都不要去做；而符合道义的事情，尽管有困难，也必须担当，这才是孔子所赞许的行为。这里的“道义”，实际上是指对民族和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历来是志士仁人的自觉追求。

　　通过解读《论语》，会发现：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贯穿于他的言行之中。比如关于对于“仁”的理解。众所周知，孔子很强调“仁”的思想。在《论语》中，多处谈到“仁”。但究竟什么是“仁”？孔子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回答，孔子也没有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

　　比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等等诸如此类的对话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如果用形式逻辑来分析孔子的“仁”的定义，这种缺少确定性含义的“仁”似乎太不可思议。但如果从智慧的角度分析，这恰恰是孔子的伟大和高明。孔子之所以针对不同学生在不同的场合提问什么是“仁”有不同的回答，一方面有因材施教的用意，另一方面也和孔子对“仁”的理解有关。在孔子看来，“仁”是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任何一个具体的规定都不能完整表达“仁”的全部含义。这类似于《道德经》所称之的“大象无形”。在这里的“仁”亦颇像柏拉图的“理念”，人们的行为只能是在部分上做到“仁”的要求，正因为“仁”是所有完美道德的总和，所以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完整的表达“仁”的含义。

　　因此，每一个学生在询问“仁”的含义时候，孔子总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作出因人制宜、因时、因地制宜的答复。

　　在教育学生问题上，“因材施教”已经成了孔子贡献给人类教育事业的伟大思想，这其中很能体现“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在《论语·先进》中，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这里，针对同一个问题，孔子却对急躁的子路与优柔的冉有对症下药，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中，上述言论是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有力证明。而这种教育思想恰恰是孔子的人生智慧的一种体现。学生个性不同，教育方式、方法、内容，自然不应该相同，任何僵化的教育都是背离千差万别的人的个性，很难收到良好效果。反观今天的教育，孔子的教育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这种人生智慧在教育问题上的内要求，是在对不同的人、人的不同成长阶段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比如，对于人的成长，孔子认为：“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对于他的不同学生，他评价道：“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等等。（《论语·先进》）孔子根据其对学生的具体了解，做出了不同的指导：“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论语·公冶长》）惟其如此，孔子不愧于伟大教育家的称号。

　　孔子对待从政的态度，同样体现了“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尽管他主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但他同时认为一个人并非一定要做官或者是一定不做官。当政治环境允许他实现治国理想的时候，孔子会积极主动争取机会；当政治环境不允许其实现政治理想的时候，孔子决不同流合污。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在鲁国的时候，孔子曾经做到“大司寇”，治理国家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所以才招来了齐国的嫉恨和担忧，《韩非子·内储下》云：“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齐国于是使用“美人计”迷惑鲁国的当政者，当时孔子已经无法在鲁国发挥影响，决然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尽管眷恋，但还是“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在周游列国期间，尽管孔子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道义的操守而委屈于现实政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无可无不可”的精义在于要人们善于根据不同的主客观环境与不同对象，努力做到圆融的处理，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对于此，孔子是很自觉的，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明确指出：“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於比。”因此，我们在今天学习《论语》，应该做到深刻领会其中所体现的智慧。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对柳下惠等人做出“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的结论。柳下惠曾有“坐怀不乱”的典故，这自然称得上道德的楷模。

　　但如何看待“坐怀不乱”的问题，则是一个关乎智慧的事情。比如：在苏轼的《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一诗中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这里的贾客面对的是一个坚贞有气节的女孩，孤傲且有操守，而不是那种因为有几个钱就可以轻慢的人，如果这个时候肆意的“乱为”，难免自取其辱，咎由自取。尽管贾客蠢蠢欲动，也最好知难而退，免得局面不好收拾。但也有另外的场景，又比如在南唐后主李虞的词《菩萨蛮》中，描述了这样一场约会：“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叫郎恣意怜。”面对此情此景，如果一定恪守“坐怀不乱”，未必合乎情理。此情此景，不妨“春风雨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样说并非轻薄，《中庸》也曾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相反，对那些缺少圆融智慧而拘泥于具体教条的人，孔子称为“小人”。在《论语·子路》中，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孔子称呼“言必信、行必果”为小人行为，似乎与我们惯常肯定的“言行一致”相悖，倒是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深谙孔子的真意。在《孟子·离娄下》中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通过孟子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孔子显然不是赞扬那些口是心非的小人，但对那些不能真正领会“仁”“义”的真意、不能根据不同的主客观环境加以权变的人，在孔子的眼里也是属于“小人”的之列。真正的君子，就像孟子所言，要依据“义”的要求，有的时候要“言行一致”，而有的时候却要恰当的变通，是否变通的尺度就是看是否符合“义”的内在要求。

　　如果对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做一总结，大致包括了以下内容：其一，总的要求上，即是“无可无不可”。这要求我们在思考与践行问题上，应该做到对症下药，不可教条、拘泥。其二，在道德判断层面，此智慧首先要人们明确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必须做。其三，在目标层面，此智慧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中庸”。尽管对于中庸的内涵有较大的争议，但有一种含义得到了大家共识，即追求真理或者做事情都能做到恰到好处。在《论语·先进》中，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逾与？”子曰：“过犹不及。”“过”与“不及”都不是中庸的境界，中庸应该是恰到好处。

　　基于中庸的要求，孔子主张“中和”，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反对偏激：“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论语·颜渊》）其四，在方法层面，此智慧所要求的方法是不带先入为主的判断，基于事实，实事求是。“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为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因为，真正践行“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的前提，就是对于特定的主客观环境有一个仔细的考察和准确的把握。而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就是防止因“自我”的“成见”而影响准确的判断，所以孔子主张无论是实践还是思考，都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陆像山曾经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象山全集》卷三十二）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智慧，在很多哲人那里都有所体现。释迦牟尼在说法的时候，根据不同根器的人和不同因缘，使其觉悟的方法也并不相同。中国禅宗历史上“顿悟”与“渐修”的争议，其实也是“悟道”的方式的差别。一个人的内在素养不同，“悟道”的方式自然不同。

　　庄子也有类似的觉悟。在《庄子·山木》中，记载了这样的一则故事：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现实给庄子上了生动一课：做人无论是坚持“有用”还是“无用”，都是一个具体的结论，当脱离了其适用的具体环境之后，结论自然也不再是“真理”。唯有根据不同的环境，做出不同的判断，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才是真正的智慧。《孙子兵法·虚实篇》也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面对异常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如果我们能够领会孔子的人生智慧的精义，在思考和践行中能达到“中庸”的要求——恰到好处，那真是理想的效果。所以孔子才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尽管这是很高的要求，却值得我们用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