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圆瑛大师年谱》有感

喜读《圆瑛大师年谱》有感

真禅

圆瑛大师是当代高僧。他一生弘法利生、爱国爱教、为法忘躯的精神，早已为国内外的缁素所称道。他著作等身，编有各种经论讲义和弘法诗集，汇编成《圆瑛法汇》一书问世。1989年8月，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龙华寺方丈明旸法师主编的《圆瑛大师年谱》又出版发行，这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我有幸拜读了此书的全文，不禁感慨万千。这不仅是因为圆瑛法师的弘法利生、爱国爱教、为法忘躯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而且是因为我与法师曾有许多殊胜因缘，也就是我曾多次有缘聆听法师的讲经，获益良多，因而崇敬之心，数十年中，常萦绕在心头，难以忘却。值此拜读《年谱》之际，触景生情，感慨系之。

记得早在1933年9月，当时我只有18 岁，正在镇江焦山佛学院学习。一天，听说法师在镇江鹤林寺讲经，心向往之。为了一睹久负盛名的法师慈容，亲聆其教诲，即与同学数人结伴而行，过江到鹤林寺听经。法师这次开讲的是《仁王护国经》，演讲的声音铿锵有力，经中的义理解释详尽，譬喻生动，妙趣横生。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略我国东三省之际，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法师开讲此经，寓意在于唤醒民众护国。我听了之后，深为法师开讲此经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因而在我的心田中播下了护国、爱国的种子。

1942年，我负笈南下，来到玉佛寺上海佛学院。时，法师为了续佛慧命，培育僧才，在延安西路创办了圆明讲堂，开设了榜严专宗学院。我经常抽空前往聆听法师讲授《楞严经》。老法师在讲演此经时，除了该院的学僧外，上海僧俗前往旁听者甚多，常常座无虚席。由于他讲解此经时机辩纵横，妙语联珠，深入浅出，随机获益，听者无不赞叹悦服。法师又反复告诫，学僧以持戒为学佛之要。法师可谓宗教兼通，信解相应。其弘法利生的精神，足为后学之楷模。

在法师道德和辩才的感召下，我自1950 年7月至1952年12月，有缘挤进圆明讲堂亲聆教诲。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除再次听讲《楞严经》外，还听了《佛说阿弥陀经》、《大乘起信论》等。由于晨夕亲近，接受教诲，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多，但引导我重视对于佛教教理的学习和研究，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我今天在教理学习上有所获益，则完全是法师谆谆教导的结果。

正是由于我与法师有这些殊胜的因缘，因此在今天拜读《圆瑛大师年谱》时，感到格外亲切。特别是在读到他老人家为了续佛慧命，创办僧教育，循循善诱地教诲学僧要精研佛理、刻苦用功的教导，读到他老人家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亲赴南洋各地发动华侨佛教徒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后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威武不屈的感人事迹，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他左右亲聆教诲的年代，从内心感到无比的感慨和无限的怀念。

我在拜读《圆瑛大师年谱》的过程中，感到要向老法师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可以说每一点一滴，只要能真正学到手，都会使自己一生受用不尽。《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说：“善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余无知者。”又说对此如果“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由此我联想到，如果我们对《圆瑛大师年谱》也能够做到“受已能读，读已能诵”，牢记在心，其所得收获，也将是无量无边，受用不尽。

我认为老法师有四个方面，最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这就是：要学习他一生为了续佛慧命，不仅自己精研佛理，而且大力培育青年一代学僧的精神；要学习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爱国爱教精神；要学习他发慈悲心，热心佛教事业的精神；要学习他不顾年老体弱，全心全意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第一，我们要学习法师精研佛理、培育新僧的精神。

大师在受戒后，即效法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的精神，发心参访诸方名刹。他先于常州天宁寺亲近冶开老和尚，修习禅定五载；后从宁波天童寺寄禅老和尚习禅6年。由于悟解超群，深为冶开、寄禅二老所器重。其后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诸尊宿听经研教，广泛涉猎大小乘经论。他那种精研佛理，刻苦用功，不得通晓，誓不罢休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里只要举出他四十余年精研《楞严经》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可窥见一斑。

法师在24岁时，初听《楞严经》，即感到此经是“末世津梁，禅门关钥”，因而下决心钻研。他曾说：“夫《楞严经》者，诸佛之心宗，群经之秘藏，众生之大本，万法之根源。教理行果，次第分明；信解修证，了义究竟。悟之者弹指可超无学，迷之者历劫枉受轮回。故我世尊圆显如来藏性，直示首楞严王，只因妄识纷乱，致令真心隐晦。由是三番破识，撤去大定之障碍；十番显见，指明菩提之正因。会四科惟是本真，融七大无非藏性。阿难大开圆解，顿获法身，喻屋求门，请示修法。以因契果，令选圆通本根；返妄归真，但向一门深入。次第解结，不修之修；寂灭现前，无证而证。安住楞严大定，万行繁兴；趣向萨婆若海，二严克备。原始要终，不离最初方便；从因克果，疾成无上菩提。一大藏教，孰有过于此经者哉！”(圆瑛：《上海圆明楞严专宗学院缘起》)正是由于他把《楞严经》看得如此重要，所以四十多年来研学不辍。其间虽法务繁忙，总是忙里抽闲，时时参究。对于经中疑而未解的问题，即写一纸条贴于座前壁上，然后加以钻研，一有领悟，再三定实，才将纸条撕下。如此着力深究，增益精进，壁上纸条日趋减少，直至不见踪影。于此可见大师深研《楞严》用心之良苦。在此过程中，他因用功过度，曾三次吐血，仍重法轻身，继续探讨。而后讲演此经，达十三次。63岁始发心着述，先出《楞严纲要》1卷，后着《楞严讲义》24卷。由于他研究《楞严》坚韧不拔，别具手眼，故被称为楞严座主。谛闲老法师则赞之为楞严独步。

圆瑛法师不但精研《楞严》，而且对其他大小乘经论莫不如此。如他对《法华经》、《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劝修念佛法门》、《弥陀疏钞》、《大乘起信论》、《性相通说》、《百法明门论》、《仁王护国经》、《普门品》、《佛说八大人觉经》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多次讲演，又大部分编成讲义流传。

法师不仅自己精研教理，而且提倡僧教育，培养青年僧才。

早在1909年初，他在住持宁波鄞县接待寺时，就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历时多年，培养了不少僧才。其后在南洋槟榔屿又创立了“槟城佛教研究会”，聚众研学，培植佛学人才。1945年，在圆明讲堂开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自任院长。该学院以培植品学双优之佛子，养成解行相应之讲师，弘扬大法，续佛慧命为宗旨。学习内容以《楞严经》为正课，以《圆觉经》、《大乘起信论》、贤台教仪、唯识、汉学为助课，三年毕业。大师逐日亲自授课，为法忘身。当时，圆明楞严专宗学院共有学僧30余人，大都学习努力，学有成就。如雪相、无碍、定持、密显等，皆曾在学院学习过。在大师为学僧讲演《楞严经》时，不仅学僧全部参加听讲，而且海上缁素，慕名前往听讲者，络绎不绝，讲舍常为之满。后来圆明楞严专宗学院又改名为上海圆明佛学院，招收学僧30余人，聘守培、觉澄等为教师，讲授《大乘起信论》和《圆觉经》等。圆明楞严专宗学院和上海圆明佛学院，先后培养了一批佛学人才，至今海内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有许多是毕业于这两个学院的。

学习了圆瑛大师精研佛理、培育新僧的事迹，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教育。我感到我们佛教徒应该重视佛教教理的学习和研究，应该重视青年僧才的培养。为此，我决心在有生之年，积极学习和研究佛教理论，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自己粗浅的收获、心得，整理成文，以就正于同道。同时，我还要尽自己的努力，办好上海佛学院，争取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僧才。

第二，我们要学习法师忧国忧民、爱国爱教的大无畏精神。

法师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早在1923年，他对当时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省人民关怀备至，曾两次去台湾弘化和探访骨肉同胞，与台湾佛教界建立了联系，促进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团结。同时，他又在台湾基隆灵泉寺，作了《佛教与人心之关系》的佛学讲演。其中讲到：“凡是人道，皆我同类，皆应亲善，不得互相欺凌，互相杀伐。”(《圆瑛大师年谱》第83页)表示了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台湾暴行的心情。

圆瑛法师还大力提倡佛教的积极救世思想。1931年2月，他在新加坡工商学校作《佛法之精神》的讲演，认为“有欲挽回世道，必先救正人心。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弘扬佛教。”他指出：“佛教救护众生，乃至舍头目脑髓而不吝惜”，所以佛教“是积极救世的”。这种积极救世思想，“与社会国家均有密切之关系”。因此，“凡抱爱众爱国思想家，皆当极力提倡，极力研究，极力宣传”。他还认为，如果能“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杀机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同上第122～123页)

法师不仅大力宣传佛教救世思想，而且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法师义愤填膺，以中国佛教界领袖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界，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国人民一道，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说：“贵国之军阀，竟以侵略之政策，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他希望日本佛教界，“各出广长舌相，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同上127～128页)

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入侵我国。值此国难当头之际，法师即在沪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组织僧侣救护队，并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负责训练佛教青年担任救护工作。首先在上海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爆发后，该救护队即开赴吴淞前线，冒着敌人的枪炮，抢救伤员。同时在上海成立佛教医院、佛教掩埋队，又于圆明讲堂设立难民收容所。上海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先后救护伤兵及难民共8273人。中外报纸称他们是“英雄僧侣”、“战神之敌”。其后又组织了汉口僧侣救护队和宁波僧侣救护队，动员僧侣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是年10月，上海沦陷后，法师即偕其徒明旸法师赴南洋各地筹募经费，支援抗战和救济事业。他们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劝导华侨筹组“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同时利用讲经说法的机会，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海外同胞踊跃捐献。

1938年夏，法师率徒明旸法师回国，抵沪后即视察各收容所、掩埋队和佛教医院。不久，再次与其徒明旸法师至南洋，继续募款，提出“一元钱救国难运动”，所得之款全部汇交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以作救国救难之用。

1939年夏，法师和其徒明旸从南洋回国。同年秋，在沪因歹徒告密，谓法师两度去南洋，募款100万元，援助中国抗日，因而与其徒明旸同遭日本淞沪宪兵队逮捕，并押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部。在狱中受到严刑审讯和利诱，乃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毫不动摇与屈服，表现了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即在上海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从事撰述。当时，敌伪政府虽多次要求他出任伪中国佛教会会长，均以老病推却，坚拒不就。而他对国家大事未尝一日忘怀。1942年，他在给北平中国佛教学院师生赠言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教徒有责。”(同上181～194 页)

1952年，法师在北京广济寺召开的佛教界人士座谈会上，发表了《爱教必须爱国》的长篇讲话。其中说到：“中国佛教徒既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与新中国其他各界人民一样，也热爱祖国。由于热爱祖国，所以各地佛教徒自动订立爱国公约，参加爱国运动，自觉自愿地进行爱国主义的学习。新中国的佛教徒认为参加爱国主义的学习和参加爱国主义运动，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种方式，与佛陀遗教并无违背。”他指出：“中国佛教徒在解放以后的一切工作，大都本着这个精神做的。”(同上305页)

从以上可以看出，法师的爱国爱教的思想和行动，是贯彻始终的。

法师的忧国忧民、爱国爱教的事迹在《年谱》中还有很多，他经常教导弟子们说：“爱国是人民的天职，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天职。”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加以学习。我曾经在上海佛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过：热爱祖国，为四化建设、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作出贡献，这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也是佛教教义的基本精神。我还在上海佛学院第二届学僧毕业典礼上讲过：爱国爱教应是每个佛教徒遵守的原则，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今天学习了圆瑛大师的爱国爱教事迹，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些想法。我们佛教徒，在今天，既要爱我们的祖国，为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又要热爱自己所信仰的佛教。要根据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众生平等，以及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等思想和主张，积极投身四化建设的大业。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学到了法师爱国爱教的精神实质。

第三，我们要学习法师发大悲心，热心佛教慈善事业的精神。

法师除了到处讲经说法，以法布施外，还十分热心和重视佛教慈善事业，常常发大悲心，创办佛教孤儿院、慈儿院等，使一些丧失父母、无依无靠的孤儿，健康地成长，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

早在1917年，法师即于宁波创立“宁波普益学校”和“镇海僧立国民学校”。前者为僧校，主要培养出家青年；后者为国民学校，主要培养社会上的贫苦子弟。

1918年，法师在宁波筹办了“宁波白云寺佛教孤儿院”，先任院董，1919年任院长。为什么要办佛教孤儿院？大师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说：“佛之为教也，以慈悲为宗旨，以智慧为先导。慈者与一切众生之乐，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皆由无边法界智轮，照见一切众生是佛，同一觉性。只因一念之迷，致今多劫受苦，故起同体大慈大悲，欲举法界众生而普度之。”他认为：“天下无告之民有四：曰鳏寡孤独。虽宿因所感，苦果自招，而贫苦孤儿，尤属苦中之苦，年龄幼稚，知识未开，无怙无恃，匪衣匪食，若不得慈善仁人而救济之，势必流为乞丐。纵然不冻馁而死，及其壮也，无资生之生活，无自立之能力。为窃为盗，靡所不至。岂非社会多一分恶人，官厅多几许案牍，人民费许多防范，村落受许多危险。圆瑛爰鉴及此，对于教旨，对于社会，反复三思，则建设佛教孤儿院，势所不容缓也。”还说：“慈悲之道，为佛教之宗旨；与乐拔苦，固佛子之天职。”“既然社会对于孤儿院，未曾开办，我等理当协助建设，以为之倡，将来必有继起者。”(同上73～74页)法师在这里把创办佛教孤儿院的目的与宗旨，阐述得详尽无遗。宁波孤儿院成立后，即收养孤儿70余人，“非独食之以食，衣之以衣，而且教之以学，授之以艺，俾得资身生活，而有自立能力，免作社会无用废民，可为国家完全份子”。(同上)几年中，该院在法师亲自指导下，工读并重，教养兼施，成绩卓着，名传江浙。佛教兴办慈善事业，于此孤峰突出，深受社会及佛教界的赞扬。

1924年，法师又于福建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被推举为院长。为了筹募慈儿院基金，法师于1926年第四次远渡南洋，通过讲经说法，向各界劝募。所得之款，于马六甲组织基金董事会，保管本息，将所得息金，分期汇交“泉州开元慈儿院”，使该院得以持续发展。“泉州开元慈儿院”成立后，陆续收养孤儿200多名。其学科设置悉同普通学校，所有膳禽、衣服、卧具、医药等费用，全部免收，采取教养并重的原则。数年之中，造就人才颇多，受到社会各界和佛教界的称道。

法师在创办了“宁波孤儿院”和“泉州开元慈儿院”之后，再次阐明自己办院的宗旨。他说：“圆瑛先后所办孤儿院，不是求名，专为利生，一待功成，即行身退。以能成立一所，即有百数苦海众生得生极乐，成立二所，其数自倍。若更待数年，两院所养成之数百孤儿，其中有成人发达者，或独立创办，或合力建设，或补助扩充，或鼓吹推广，当有无数孤儿院诞生，即有无量苦海众生可以离苦得乐。果能各省、各县、各界同发是心，同创是业，自可使举国无乞丐之人，山林绝盗贼之薮，人多慈善之心，国有祯祥之庆，不难将恶浊世界，变成清净世界矣。”(同上99页)

我在学习了法师热心慈善事业的事迹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举办慈善事业，既是佛教慈善的宗旨，也是中国佛教界的优良传统。圆瑛法师在这方面的光辉业迹，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鞭策。近几年来，我在资生福利事业方面，尽了一点微薄之力。从1985年起，我先后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进行了捐助，以支持这些社会福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989年，我捐赠人民币10万元，建立了“真禅伤残儿童基金”，用于发展上海市伤残儿童的康复事业。去年我又捐赠人民币2万元，作为该会的基金。连年来，我个人及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玉佛寺共向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捐赠人民币约80万元左右。我深深知道，我为社会福利事业所作的微薄贡献，比起法师来，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但我有决心向法师学习，今后在我有生之年，将一如既往尽自己的努力，继续为伤残儿童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我们要学习法师热爱人民、热爱和平的精神。

圆瑛法师一生热爱人民、热爱和平。

1952年，当我国将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消息传出后，法师当即写信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郭沫若主席和彭真、陈叔通副主席，表示热烈拥护。信中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人类之福扯，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运动。佛教的慈悲教义，是爱好和平的，尤其是佛教的大乘无我利他精神，是争取和平、拯救和平，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的。因此，我们认为此次和平会议的召开，其精神与重要性，不但符合世界和平人民的愿望，并且符合我们佛教的教义，我们佛教徒竭诚拥护。”(同上302～303页)

其后，法师与喜饶嘉措大师、赵朴初居士同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代表，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到达北京时，北京佛教徒举行了欢迎会，法师在会上作了《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的讲话。其中说：“我们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这伟大的和平的运动，真是佛事！圆瑛唯一的希望，我们北京的佛教徒和全国的佛教徒，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工作而努力。”(同上304页)

在会议期间，法师与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各国佛教徒发表联合声明：“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现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而作出一切努力。”(同上8页)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结束后，法师回到上海，即于圆明讲堂启建“祝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水陆道场讲经法会”49天。其所作祝愿偈云：

祝愿国运日昌隆，祝愿人民常安乐，

祝愿灾障悉消除，祝愿世界永和平。这是法师热爱人民、热爱和平的生动写照。

是年12月，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维也纳召开，法师在《弘化月刊》上发表了《全世界佛教徒行动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为拥护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而作》一文。认为这次大会，“不但符合全世界20亿人民的和平愿望，同时更符合我们佛教的慈悲教义与精神”。他指出：“佛教的教义是以慈悲为本的。慈是与一切众生的安乐，悲是拔一切众生的痛苦，离苦得乐就是和平生活的具体表现。所以佛教的慈悲教义，是具有和平意义的。我们认识这一点，就知道和平就是佛事。我们在今天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运动中，应该号召全世界各国的佛教徒来参加这一大佛事的和平运动。”又说：“佛教的教义，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佛教的普度一切众生是不分种族和国界，在同体大悲的精神上实践忘我的利他工作，与国际主义者的忘我利人工作是一致的。我们认识这一点，就知道佛教同体大悲的精神与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今天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运动中，应该号召全世界各国的佛教徒来参加这具有同体大悲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和平运动。”

法师耄耋之年，抱病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世界和平运动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以后又多次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佛教徒共同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他对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圆瑛大师年谱》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决非我在这篇短文里所能介绍得了的。但有一点我将永远牢记在心，即一定要以圆瑛法师为榜样，学习其精神，继承其遗志，为佛教的弘法利生事业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