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休假与文化脱节

论道德休假与文化脱节

——地藏诞日讲于香港海莲社

巨赞法师

今天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趁着这纪念的日子，来和各位谈谈佛法。

我们放开目光留意地向社会四周的环境打量一下吧，就会觉得现在正足道德休假与文化脱节的时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记得在广州的时候，遇到一位居士，他对我说：“我愿入地狱”。这不足很奇怪的一句话吗?任何学佛的人，对于三途八难，都足要极力回避的。说得直接一点，许多人正足为怕堕地狱而学佛修行。何以这位居士偏偏愿入地狱呢?他解释道：“地狱虽然足受苦的处所，可是有大愿的地藏菩萨常住在那里面说法教化，还有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时时到那里面去洒杨枝甘露。同时传说中的阎罗包老也是铁面无私的法官，他是裁决公平，赏罚严明的。回头看我们现在的世界吧，受苦足受够了，但总未遇到地藏菩萨来救度，也没有观音菩萨来洒杨枝甘露。至于政治方面，像包丞相这样的人物，正不知和这世界绝缘了多久。为要得见地藏王菩萨和观世音菩萨，更想看到公平和严明的政治，所以愿入地狱去。”我听了他的话，不禁慨叹系之，生在人间真不如在地狱的好!但是为什么人间会弄到这么糟的呢?说起来还不足为了道德休假的缘故。道德休假了，世界就无所谓正义和公道，更分不出是非黑白，人人都怀着自私自利的心，只要有“利”就以为足“功”。于是作奸犯科的人，可以受社会的崇拜，而洁身自好者，反被人们所奚落，所藐视。这样一来，世界秩序焉得不紊乱?人民焉得不陷入痛苦的深渊之中?道德休假，由于文化脱节。说到文化，范围太大了。我在这里只能简略的先说一说中国文化脱节的状态，然后以佛教徒的身份，观察佛教的状况，再说佛教的文化脱节。

举凡某一件事的成败盛衰，决不会足偶然的，其中定有许多因缘，假如要细心考察，必先迫寻它的历史源流。文化足思想的产物，想探讨中国的文化，  自然要研究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思想，向来是注重现实，不注重理想。所谓现实，并不足将理想实现的意思，而是只顾现前的事实，没有远大目标的意思。例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教我们在生存期间，仅可以谈现在生存的事情，不必顾虑到死后的将来。佛教净土宗求生西方这种教理，在孔子看来，他一定会说：这问题在生存的人是不能谈得到，而且也不须要谈到，因为生西方是死后的事，关系于未来的。他的目光既然侧重现实，所以对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最视为重要。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特点，不出入伦道德的现实思想。讲到此地，使我联想起一件事，由这事件的提起到结论，对于了解我国所以注重仁义道德的谜，有很大帮助。去年当我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授课的时候，同事中有一位冯介民教授，是美国留学生。他毕业后在美国任职十几年才回国，对于美国人情风俗，很有认识。有一次，他很感慨的对我说：“中国人口口不离仁义道德，而其实行为上最不讲仁义道德。美国人虽然没有声声说仁义道德，可是他们的行为，却很注重仁义道德。”这些论调，我当时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当它足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此次经过广州，在中山大学和几个教授谈到这回事，吕逸卿教授(地理系主任)说：“譬如立法，足以犯罪为对象的。假若有一些地方，从来没有小偷，则当地的法律上决不会有惩治小偷的条例。反之，若某地惩治小偷的法律愈严，则其地之小偷必多，手段亦必厉害。由这个做比喻，可知中国圣贤，所以不得不高唱仁义道德者，或者因为我国人不道德的根性太深之故。”这样讲法，我以为很有价值，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至于不道德根性之养成，我则以为由于“现实思想”。但孔孟以及理学心学家的着述当中，都很吃紧地、认真地指出仁义道德都足从心地里做出来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完成道德，每个人都可以做像一个人，所以几千年来社会上尚能维持秩序。可是现在就不然了。在广州的时候，我又遇到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谢幼伟教授，他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我国的士大夫历来都不信神不信鬼的。有许多人因此说我国没有宗教，但还总相信“人”。现在则不独不信神不信鬼，更不相信自己是一个人。既然不相信自己是人，作出来的事，自然一任兽性冲动，还谈得上什么仁义道德?我所以说道德休假由于文化脱节。现在有许多真有思想学问的人，想把文化改变，使道德消假，以改造中国。在这种运动当中，我以为需要佛法。现在再谈佛教的文化脱节与道德休假。

我国佛教，自唐末以来，即受到严重的创伤，所以目前文化脱节的现象也非常可悲。原因有数种。第一、禅宗的不立文字。禅宗本来足为上根利智的人说的，高深的程度达到如画龙点晴的最后阶段。画龙点晴的典故足这样的：从前有一位名画家张僧繇，他在一间庙里画下了四条龙，画得像活的一般，但都是没有点晴的。欣赏的人问他为什么留下这一些工作不去完成?他说：“我若把龙的眼睛点好，龙就会飞去了。”那些人听着，不免觉得他说的话近于夸大和荒诞。僧繇为要表演他的真艺术，当场点了一条龙的眼睛，龙果然飞去了。这里引用画龙点睛的譬喻来比禅宗，意思是说，点晴的工作固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没有画龙之前，或在已画龙而又画得不像的时候，而去点睛，这点上去的眼睛就不知足犬眼睛还足蛇眼睛，决没有用处。所以龙的飞起，并不单足点晴的作用，重要的还是首先要把龙的模型画得像，点晴不过是最后完成的工作。禅宗参禅，不立文字，也不必研经习论，从表面看来，和点睛一般也是一件容易不过的事。但叫没有教理或宿世积累的慧根作根底的人去参禅，参来参去也是瞎盲禅，愚痴禅，犹如未画龙而先去点睛，点出来不知足什么眼睛，哪有用处?然而参禅的工作又是不可少的，那些对于教理有相当了解而未得真实受用，即疑情未断的人，是要等待参禅单刀直入，实地破除最后一分执着，犹如龙画好了，不点晴是不会飞似的。到此地步，敢说“六经注我”、“即心即佛”，自然用不着文字。可见不立文字的话，不足随便什么人可以拿来用得的。唐末的禅师，不明白参禅是要有甚深的教理作基础的，横执着不立文字一句话，而轻视教乘，三藏十二部几成废纸。自唐而宋，而元明清，一代不如一代。现在佛教界普遍的愚痴或无知无识，实在吃了禅宗的亏。

其次，有一种致使佛教变质的思想，就是那句常常引用来作警策语的“了生死”这句话头。我记得朱光潜教授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书里说过：“佛教绝我而不绝世，故释迦牟尼一生都足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业。佛教到了末流，只能绝世而不能绝我，与释迦所走的路，恰恰背驰，这是释迦始料不及的。”朱氏虽非佛学专家，此论则非常中肯。原来“了生死”的话通常是指临终预知时至，或坐亡立化这种种现象而言的。这样就非摒弃一切而专门为自己的死后打算不可了。“生死”两字这样讲法，了生死这样了法，实在不合佛理。试看四十二章经里面有一章，佛陀问他的弟子：“人命在几许间?”弟子中有的答：“在一日间。”有的答：“在饭食间。”佛陀都说他们不得道。最后有一个说：“在呼吸间。”佛陀才印可说他已得道。人命在呼吸间这句话，我们若单把他当警策语看，未免估低了价值。它的语意是要人知道生命既然在呼吸间，那么我们无论举足下足处，举心动念处都足生死。要了生死就要在每一举足下足和举心动念处去着手。请问各位，在举足下足，举心动念的生死处如何“了”?如何“了”我敢说：惟有从举足下足处举心动念处去了生死，才是真了生死。能坐亡立化的人不一定是真了生死，真了生死的人决定可以坐亡立化。由于人们把了生死的真义糊涂了，致使佛教变质——绝世而不绝我——佛教文化愈加脱节，道德自然也就休假了。

我们看看现时佛教界中所谓宗师吧，他仃1的出身，大都从无知无识的阶层来的，禅宗的不立文字刚好替他们“藏拙”。佛教真理，当然与他们绝缘，也就无可弘化，乃别开生面，炫弄神通，或装点苦行，以资号召。有的甚至拨无因果，胡说乱道。佛教的慧命，不能不说足断送在这许多人手里。总括起来，还是不出误解“不立文字”和“了生死”两句话的祸根。做中国的佛教徒，眼看中国的文化脱节道德休假，连佛教也是文化脱节道德休假，无怪那位居士不愿在人间而愿入地狱了!但我们现在看清楚了，应该起悲痛心，时时存着要走上光明的正轨这个念头，去改造社会，重兴佛教，这就需要地藏善萨的精神。

提起地藏菩萨，当然要讨论到地狱。地狱足轮回果报中的事实，然非佛教的殊胜义，因为佛教以前，印度的许多学派当中，也有这样讲的。佛教的殊胜义，只有常住地狱中教化众生的地藏菩萨可以代表。为因地狱是苦的处所，是一切有情都害怕和畏避的，惟有这位菩萨用慈悲愿力庄严，却安住在里面。为什么他有慈悲和愿力呢?这可以用“至理发真情”五个字来解答。慈悲和愿力，完全足真情的流露，何以真情会流露呢?不外由于至理的陶融开发。现在略把至理发真情这句话说一说。真情足真的同情心。各种生物中，凡是愈高等的，他的同情心就愈大。人类足高等动物，他看见他的同类受苦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情心要想去拯救他。鸡犬是低能的动物，他虽然看见了他的父母兄弟被杀死亡，也不会发出同情的感动。在这里有人会反问，你说人类有同情心，这句话也不大可靠，因为国内每一大都市上，每日都见有不少横在路边的饿殍，然而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仍然是尽情享乐，从不见他们投一瞥可怜的眼光和动一下救济的念头。可知同情心不一定足人人具有的，有时可以汨没的。这也足事实，可见同情虽足人类道德的精华，若无至理的启发，不一定会发生神圣底作用的。

“至理发真情”这句话，在教理上即是理事不二二和悲智双运。理事本体——真如——圆成；事足现象——缘生——依他。事理两方圆融无碍，所以悲智双运。悲是真情，智是正理，两者必须互相关涉然后方起作用。又有另一种配释，理事不二足指至理，足境；悲智双运是指真情，是行。行必须要明境然后才算得足正行，所以至理和真情都是相依互起的。

从至理发真情的意义去参详，可知佛教并不是枯寂和消极的，佛教徒的生活，应该足伟大庄严，生龙活虎的。地藏菩萨在地狱里教化众生，就是表扬佛教的一殊胜义。那么我们每一个佛教徒都应当明至理，发真情，在社会上起模范的作用。纵使文化脱节也可以把它持续，就是道德休假，也要教它消假。我们能用这种精神来纪念地藏菩萨，或者才不是虚应故事，照搬文章。

(原载《海潮音》2 7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