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亦儒亦佛的柳宗元

经世致用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倡导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之一。

祖籍河东柳氏，祖上世代为官。其父柳镇曾任侍御史等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773年，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长安。四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他九岁时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年，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柳镇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他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受到人们的重视。跟随父亲柳镇期间，柳宗元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能诗善文的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贞元九年（793年），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二十六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蓝田尉，后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改革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

虽左迁柳州，柳宗元在任上仍积极进取，实施利民举措，政善一方。

一、释放奴婢

柳州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二、兴办学堂

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

三、开凿水井

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四、开荒建设

柳州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柳宗元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柳宗元还重视植树造林，亲自参加植树活动。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街巷，修筑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奉儒崇佛

柳宗元是一个信奉儒家、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的士大夫，但他并不像一些儒家人士排斥佛教，相反，他像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发现儒佛本来相通。

例如佛家之戒律与儒家礼仪：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他还指出，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金仙氏之首，盖本于孝敬”，这些都是儒佛一致的地方。简言之，“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柳宗元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在《柳河东集》中，有许多体现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文字，其中有碑文、塔铭、序文、诗歌等。从这些文字也可看出，柳宗元与当时的佛教僧侣有广泛的联系、交往。

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与高僧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等法师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在佛学思想上，柳宗元对天台、净土、禅等均有一定的理解。他曾听重巽和尚讲天台教义，也曾作《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纪念净土院的修建，以期起发观者对西方净土的信仰：

中国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

晋时庐山远法师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时。其后天台大师著《释净土十疑论》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盖其留异迹而去者甚众。

永州龙兴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净土堂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逮今馀二十年，廉隅毁顿，图像崩坠。会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复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故虽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葺兹宇，以开后学。

有信士图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冯公作大门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环以廊庑，缋二大士之像，缯盖幢幡，以成就之。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论》书于墙宇，使观者起信焉。

此外，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很多作品具有佛学浸润的色彩，或采摄佛经语汇，或简练佛经事状，或点化佛学义理。

如柳宗元的寓言文创作，体例明显模仿佛教的譬喻经：先是讲一个现实的故事，最后用简单的一句话点明主题。其中有些篇章的构思直接取自佛书。如著名的《柳州三戒》的《黔之驴》，取材于附北凉录失译《大方广十轮经》里的譬喻：

“譬如有驴著师子皮，自以为师子。有人远见，亦谓师子。驴未鸣时，无能分别，既出声已，远近皆知非实师子。诸人见者，皆悉唾言：此弊恶驴，非师子也。”

他的《蝜蝂传》写一种负重小虫，人去其负，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卒坠地死，讽刺人的贪婪冒进，立意则取自《旧杂譬喻经》第二十一经“蛾缘壁相逢，争斗共堕地”。

柳宗元的散文《东海若》宣扬净土思想，省庵大师曾为其作解曰：

《东海若》者，昔有唐名儒柳子厚，愍学佛者知见不同，于净土法门信毁不一，其间利害，不啻天渊。欲令知所去取，以造乎心性之极致，故作此文也。第习儒者既以佛理而置之弗究，学佛者又以文字而漫不经心。间有聪明之士，多阙信根。设具信根，复无智慧。致使深文奥义，韬晦于残编断简中，莫之通达，岂不惜哉！因申明其义，以为解释，庶几为初机劝发之一助云。（《净宗十一组省庵法师遗著》）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虽是儒士，却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他一方面积极进取，经世致用；另一方面又能研求佛道，探心性之深广，过着亦儒以佛的精神生活。

经世致用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倡导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之一。

祖籍河东柳氏，祖上世代为官。其父柳镇曾任侍御史等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773年，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长安。四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他九岁时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年，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柳镇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他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受到人们的重视。跟随父亲柳镇期间，柳宗元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能诗善文的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贞元九年（793年），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二十六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蓝田尉，后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改革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

虽左迁柳州，柳宗元在任上仍积极进取，实施利民举措，政善一方。

一、释放奴婢

柳州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二、兴办学堂

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

三、开凿水井

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四、开荒建设

柳州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柳宗元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柳宗元还重视植树造林，亲自参加植树活动。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街巷，修筑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奉儒崇佛

柳宗元是一个信奉儒家、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的士大夫，但他并不像一些儒家人士排斥佛教，相反，他像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发现儒佛本来相通。

例如佛家之戒律与儒家礼仪：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他还指出，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金仙氏之首，盖本于孝敬”，这些都是儒佛一致的地方。简言之，“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柳宗元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在《柳河东集》中，有许多体现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文字，其中有碑文、塔铭、序文、诗歌等。从这些文字也可看出，柳宗元与当时的佛教僧侣有广泛的联系、交往。

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与高僧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等法师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在佛学思想上，柳宗元对天台、净土、禅等均有一定的理解。他曾听重巽和尚讲天台教义，也曾作《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纪念净土院的修建，以期起发观者对西方净土的信仰：

中国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

晋时庐山远法师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时。其后天台大师著《释净土十疑论》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盖其留异迹而去者甚众。

永州龙兴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净土堂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逮今馀二十年，廉隅毁顿，图像崩坠。会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复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故虽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葺兹宇，以开后学。

有信士图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冯公作大门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环以廊庑，缋二大士之像，缯盖幢幡，以成就之。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论》书于墙宇，使观者起信焉。

此外，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很多作品具有佛学浸润的色彩，或采摄佛经语汇，或简练佛经事状，或点化佛学义理。

如柳宗元的寓言文创作，体例明显模仿佛教的譬喻经：先是讲一个现实的故事，最后用简单的一句话点明主题。其中有些篇章的构思直接取自佛书。如著名的《柳州三戒》的《黔之驴》，取材于附北凉录失译《大方广十轮经》里的譬喻：

“譬如有驴著师子皮，自以为师子。有人远见，亦谓师子。驴未鸣时，无能分别，既出声已，远近皆知非实师子。诸人见者，皆悉唾言：此弊恶驴，非师子也。”

他的《蝜蝂传》写一种负重小虫，人去其负，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卒坠地死，讽刺人的贪婪冒进，立意则取自《旧杂譬喻经》第二十一经“蛾缘壁相逢，争斗共堕地”。

柳宗元的散文《东海若》宣扬净土思想，省庵大师曾为其作解曰：

《东海若》者，昔有唐名儒柳子厚，愍学佛者知见不同，于净土法门信毁不一，其间利害，不啻天渊。欲令知所去取，以造乎心性之极致，故作此文也。第习儒者既以佛理而置之弗究，学佛者又以文字而漫不经心。间有聪明之士，多阙信根。设具信根，复无智慧。致使深文奥义，韬晦于残编断简中，莫之通达，岂不惜哉！因申明其义，以为解释，庶几为初机劝发之一助云。（《净宗十一组省庵法师遗著》）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虽是儒士，却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他一方面积极进取，经世致用；另一方面又能研求佛道，探心性之深广，过着亦儒以佛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