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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古唐寺

  作者: 未知  来源: 网络  点击:     放大 正常 缩小 关闭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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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唐寺位于洛阳市东郊唐寺门(原来叫唐寺mer)村内,陇海铁路、焦枝铁路、郑潼公路在此交汇。该寺坐南朝北,和一般"坐北朝南"的中国佛寺方向迥异。

  据有关资料说,古唐寺原名福先寺,始建于唐朝,原址在今郊区瀍河乡塔湾村西头"唐寺崖"处。明朝洛河泛滥,将寺冲毁。洪水过后,乡民将寺中留存的部分遗物北移数里,重建寺院。1922年,重修寺院后,军阀吴佩孚的参谋长张佐民为山门门额题"古唐寺"三字,保留至今。

  寺内现存山门殿、观音殿、白衣殿、立佛殿,"后大殿"毁于十年动乱,另有碑石十余方。

  相传,古唐寺原来在洛河边上,垂柳掩映,庙门前就是清波荡漾的洛河,风景十分宜人,吸引得游人如织,香火盛极。寺院门口,有座极高的佛塔,塔高得让人仰看时,脑瓜儿上挂不住帽子。每逢朝日初升,那塔长长的阴影能遮到现在的七里河;夕阳落山,塔影又拉到白马寺。因此,人们习惯上都把这福先寺称为"塔寺"。

  继隋代之后,唐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留学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止,共派出遣唐使十二次,另有“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四次。起初使团规模一般不超过二百人,后人数增至五百。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文化,他们大量输入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也因此风靡日本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入唐僧人在中国巡礼名山,拜师求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并且仿效唐代,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遣唐使回国,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著名的有沈惟岳、袁晋卿等,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赴日最有名的就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高僧鉴真。

  从地图上看,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间只隔着一个东海。然而,在中世纪,要横渡这段波涛汹涌的海洋却不是件容易的事,风暴经常使航船翻沉。“行船走马三分命”。为了祈求航海平安和归途顺利,人们常把象征力量、权威的神祇作为航船的保护神,东都外郭城修善坊、会节坊、里德坊内都有为日本、波斯等外国人修建的神庙。这也充分证明当时洛阳住有许多外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当时唐玄宗正住在东都洛阳,即令两位日本僧人禅居东都福先寺,并由福先寺住持僧人定宾大师给他们二人授戒。三年以后,荣睿、普照祈请福先寺僧人道璿赴日本弘法传戒。和道璿同舟赴日的还有住在福先寺内的印度僧人普提仙那。后来,道璿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二代传人,普提仙那还为日本奈良东大寺大佛开光。请去道璿以后,荣睿、普照仍感不尽其意,又抵扬州,拜请高僧鉴真去日本。这时先鉴真而达日本的道璿、普提仙那都亲赴东大寺拜会鉴真。鉴真、道璿把高度发达的唐文化,如雕塑、绘画、书法、建筑、医药知识以及大批珍贵的书籍文物带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福先寺原在洛阳城东五里塔儿湾,又称“塔寺”,其故址应在今塔湾村西“唐寺崖”。唐代佛教极为盛行,僧尼众多,寺院林立,福先寺是其中的一座著名寺院。女皇武则天曾为福先寺撰写浮图碑文;北印度僧人阿弥真那曾在福先寺译经;中印度僧人善无畏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来洛阳,在福先寺译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简称《大日经》);著名画家吴道子曾在该寺作“地狱变相”壁画。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年),洛河泛滥,寺内“上干霄云”的高塔以及整座寺院被洛水冲毁。周围百姓等洪水过后,将福先寺部分遗物北移数里,在今唐寺□("门"内加“外”)村,重建寺院。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洛阳人王善信出资重修该寺,其规模进一步扩大。1922年再修,并由吴佩孚之参谋长张佐民于山门门额题写“古唐寺”三字,保留至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方面对古唐寺进行了多次修复,成为我市又一处宗教活动场所和旅游景点,有不少日本僧俗友人到此瞻仰朝拜和参观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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