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忠州佛教研究之四——古代忠州佛教慈善公益事业考略

重庆市忠州佛教研究之四

——古代忠州佛教慈善公益事业考略

道坚法师

中国佛教是多元的文化现象，不仅是宗教信仰及伦理道德规范济度世间，特别是慈善爱民的事业，却有相当的成就。我曾经撰《中国佛教的慈善事业》一文，指出佛教在慈善事业的突出贡献。如世界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化、组织化、慈善公益社会化，用到医疗卫生、生命救护及环保理念的倡导，佛教均为世界之先驱。佛教并非枯燥之哲学或空洞说教，其注重心灵关怀与生命关怀，通常是直接参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实质性布施，可以说超过任何一种宗教理念。

一、忠州佛教慈善事业之理论根据

佛教有六度之首的布施思想，佛陀要求弟子们不求任何回报，无条件地帮助他人。佛教专用术语称之为“三轮体空”的布施法门，即无布施者、受施者及所施之物的观念，随缘助人为乐。这种助人不传教的特色，深受中国民众的欢迎。布施也有三种类型，一是财布施，即针对需要帮助的人群，进行物质的关怀。二是法布施，即针对感到前途杳然的众生，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和关怀。三是无畏施，则是针对深层心灵的苦难，给予灵性及宗教的关怀。佛教认为，三施之法，是成就利他菩萨道的最直接方法，可以积聚无量福德因缘，成为一切无上助道之因。成佛之路的设定，布施是最坚实的铺路石。

佛教认为一切皆是因缘法，我与一切众生，皆从因缘而生，因缘而灭，众生皆与我同体。故而同体之大悲精神，是佛教参与社会慈善的最大原动力。而佛教的报恩思想，则是慈善事业的心理基础与保障。

《佛说诸德福田经》中论说佛教慈善事业有七种：“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令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可以说，佛教慈善在福田经中已经达到了非常规范的程度。贤首法藏大师在《梵网戒本疏》中开示佛教福利事业为八福田，即“一造旷路美井，二水路架桥，三平治险路，四孝事父母，五供养沙门，六供养病人，七救济危厄，八设无遮大会。”这些关于佛教慈善事业的开示，是佛教徒广做慈善，利济于人的理念基础。在佛教慈善思想的鼓励下，佛弟子纷纷参与慈善，开设“义仓”、“悲田坊”、“安乐坊”、“养病坊”、“安济坊”等，在中华大地上，演绎了一幕幕悲壮感人的佳话。《即非禅师语录》卷十三载：即非禅师喜欢参与慈善事业，曾拿出钱来，要求人“一代修坟，一置祭田。计其递年租赋，以备蒸尝。田须附坟便于守坟者承佃，并令培植树木，以垂福荫。永付叔弟轮掌，公立规约，刻示将来，俾永远无易。春秋祭品，只用释菜香斋，用表古礼，遵依遗嘱，香醪金帛，从俗不免，万勿兼牲以亏冥福。”短短几句话中，我们知道即非禅师帮助修祖坟，以团结族裔；设祭田以延香火；培植树林，成功德林；立规约以垂永远；用释斋以化民风。由此可见，这些大师们举手之间，所行善事，福泽一方，令人感动。

翻开忠州地方文献，我们发现，这些精通人文，学贯五车的大师们，处处开显慈善法门，演说无尽悲愿，让忠州大地的儿女们，精神上受到极大鼓舞，并乐于参与其中，成为忠州佛教慈善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忠州佛教慈善事业内容

学习忠州地方史料，所见佛教慈善之内容，可谓异彩纷呈，尽有尽有。因忠州是一个大师辈出的人文环境，也是一个移民众多的通商口岸，在人来人往的忠州城里，人们需要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社会环境。佛教恰如其分，在忠州扮演了一个悲天悯人的慈善团体，并对中国佛教慈善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忠州佛教义渡

忠州地处长江三峡上游，水流湍急，水势迫人。而诸山间之溪流，遇急风暴雨，江潮暴涨，人民生命，时时受到天灾危害。作为佛教慈悲精神的践行者，积极参与社会救助之一方面，便是义渡的设立。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山川·渡口》载，神溪渡是一个佛教参与的义渡，“在城西南至石砫施南大道”。乾隆十五年，忠州刺史张凤诰设有神溪渡义田记云：“忠州城西南有神溪渡，乃一郡之通津也。向有渡船，悉民间私置，各占日期，既需索行人于当下，复指派升斗于秋成。且或去中来，任其自便，渡者苦于守候，非一日矣。”为了方便行人，神溪渡设立后，南北两岸各泊船一只，每船用夫一名，常川守候，当令其丰衣足食，得专司其事。义渡所费很大，居士张凤诰作如下安排：

 

于是将原有之乐轮银两已买傅门谭氏田地一分每年租谷九石，又拨林驿官基一所，每年课银四两二钱，查废寺田地两分，每年租谷七石，课银四两二钱，以此分给两岸渡夫……不许分文需索，亦不许拥挤迟延……至两岸小船虽听自设，止许每人索钱一文，每船载人二三，如小船多索，许义渡扭禀，义渡违禁，亦许小船回官，立法无弊，可垂永远。(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山川·渡口》)

 

神溪渡的费用来自两个部分，一是官府所出，是原有的忠州乐轮银(当时已为私人所据)和驿官基银；一是查废寺田地。政府所出一年四两二钱，寺院方也是一年四两二钱。从此义渡不收分文，只帮助大众，无论贫穷富贵，总以平等方便行人为要。后来神溪渡还有监督渡口私船的义务，凡发现乱收费的现象可以报官，如果出现义渡收费的情况，私家渡船也可以报官。这应该是忠州慈善事业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二)化导风俗，崇尚正信

忠州地区本属多民族集聚地，民风淳朴，勇而好斗。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风俗》载：“按忠州旧属巴郡，民力稼穑，士多倜傥，其风淳质近古。王刺史诗所谓‘因俗化愚愚不惊’是也。”然而，明代中后期，民风为之一变，出现了崇尚奢华淫祀的现象。

 

自有明中叶而后，淳风渐即浇漓，俗更偷薄，骄奢艳丽，不一而足，崇祀巴曼子，敬神赛会，一烛费数百金，他州县来郡拈香，一烛之费与本地相埒，届期金鼓游街，如两两相遇必争道酿事，知州陈秉彝严禁之。(参见《忠州直隶州志·风俗》)

 

文中所言巴曼子即巴国大将军，为国捐躯，国人崇敬其忠勇，被尊为神。明代崇拜巴曼子，大搞赛会，甚至出现一烛都化费数百金的现象。这些会首带领信众，抬着巴曼子将军神像，一路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如果两只队伍相遇，大家都互不相让，甚至引起群起斗殴事件。

 

俗尚奢华，以崇德报功之事，作角胜斗靡之场。每值会期，旗帜塞巷，金鼓鸣街，彩亭锦棚相望盈道，乡城士女，走相拥挤。其男女之别，已不讲矣。更可恨者，炙焟烧烛，其大如囷，饰以锦绣，珠玉，以三十二人撵之，环游城阓三日乃止。他邑之逐逐来者，亦复效尤，就中为合州钢梁云阳梁山，其奢侈更过于本地。如彼此相逢，多两不相下，虽地方官不时弹压而会大人杂势难禁，即如今岁二月二十九日，合州士民秦书绅张万选等瓬石砫宣慰官家属赛会争道，酿成巨案，两造至伤人至二十七人之多。……上宪批示，每遇三月三日，不准籹演亭棚鬼使鬼差，并不准人执器械，只许衣冠诣庙香烛酬神，倘不遵循，如法定，拟尔士民其敬凛之。(参见《明陈秉彝禁土主庙大烛记》)

 

合州秦书绅张万选等，与石砫宣慰司官府，两家在路上遇着，官不让民，民不让官，竟然大打出手，导致死亡人数达二十七人之多，酿成重大突发事件。这件事也侧面反映出忠州当时在重庆的地位，合州、石砫等地，都来参拜巴曼子，说明忠州是巴曼子墓的真实可靠性。当时破山法系的懒石聆禅师，是忠州藉高僧，感到民风不古，尽力承担，并曾敦请月幢了禅师帮忙，为家乡作移风易俗的工作。《懒石聆禅师语录》卷三云：“悬宝镜于千峰之外，洞察幽微展慧剑。于乱烟之中，削尘显密，扶破沙盆。斩新条令，移风易俗，大化群迷，非兄力量而谁为之。”破山弟子莲月印正曾中忠州住持多所寺院，他说：“此第一义，君王本之以治国。垂衣宣化，宰官本之以摄政。兴让从仁，庶民本之以齐家。移风易俗，衲僧本之以悟道。”(《玉泉莲月正禅师语录》卷一)经过官方条令的支持，僧人大力推崇佛法，使淫祀之风暂息。所以，在忠州许多的庙堂，本是祭祀神灵所在，但多为僧所居，正是明末在官府支持下，大力改造民众信仰的结果。

(三)忠州佛教的医疗卫生事业

忠州佛教参与社会之医疗卫生事业，散见于各种祖师语录之中。虽然尚未见到有组织的医疗组织如传统佛教慈善医院类之疠病坊、六疾馆等机构的出现，但僧人参与社会医疗卫生事业之丰富，也不失为一方慈善大业。

忠州佛教界参与慈善医疗，最多的是从引导民众健康观念为主。所谓未病先治，其实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由于社会大众文化层次不同，禅师们甚至以非常通俗的语言劝导众生。明代忠州吹万广真大师著作等身，但也不忘民众疾苦，时时提醒：“噇酒糟，饱饾饤，塞伤肚子，纵有扁鹊良医，也救他不得。”(参见《聚云吹万真禅师语录》卷二)这是吹万大师劝大家不要酗酒，过度甘美，或食之过饱，如果长期不遵守生活准则，扁鹊神医也救不了。

四川观察史田华国，为忠州田氏旺族，是聚云吹万大师在家弟子。他在评价吹万大师禅法时说：

 

师之教人，每以慈悲真实忍辱为训，不稽之言不出诸口，随俗之事不行诸身。凡其作则立规者，皆准先正之典型，而不以师心自用遐哉，其不可及也。呜呼！宗门割裂斗诤成风，家创一言，人标一解，硬节担板之病中于膏肓。师体医王之慈，痛为针灸，故有病在一棒一喝以为直捷者，师则救之以宗旨。有病在习见习闻以为沿流者，师则救之以悟明。有病在承虚接响以为解会者，师则救之以参证。至于冒名祖位，卖弄虚声，鄙弃律仪，肆行诳诞，种种疚患，师无不看病用方，谛观普说小参，总皆对症药石。(见四川观察史田华国撰《吹万大师塔铭》)

 

    这里将吹万大师治疗身心诸病，说得非常透彻。以医王之慈，应病与药，痛下针灸，成为吹万禅学之特色。针对时人执著于法，不懂权变的时风，吹万禅师通俗地劝道：“若把着不变，何异无病服药，药反成病，久久倒作个死煞。”(《聚云吹万禅师语录》卷三)执著于法门诸事，久之则成病，与无病服药相似。本来药是治疗之物，用之不当，倒反而成了一种毒药。

忠州著名的高僧般若大师，为铁壁慧机禅师弟子，吹万法孙。《忠州直隶州志》载《般若》条云：

 

   ……尤精岐黄。有贫农子甚孝，母病笃，其子痛泣。般若和药医之，服之可延寿一纪。后果如其言，著有《医学心悟》，藏涂井赵氏家。

 

般若，即忠州竹庵般若灯谱禅师。师为忠州著名医学圣手，医术高深，活人无算，还著有医疗典籍以引导学人，成为忠州佛教医疗的典型性人物。在忠州地方文献中，如吹万广真大师、铁壁慧机禅师、宝峰三巴掌禅师、万松慧芝禅师等，都是医术高明的禅师，不仅对身体疾病的治疗，深有研究，还精通心理疗法，为苦愁的心灵，给予深层的关怀。

(四)传授举业

忠州人杰地灵，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现在都说封建科举制度害人吃人，但几千年开科选贤的科举制度，无疑也让下层民众入仕，提供了一个机会。现在流行的升学考试，其实还没有摆脱中国千年应试制度的阴影。我们都一般所知佛教之慈善，多是治病救人，修桥补路的好事，鲜有见到传授举业，授以制艺的慈善之举，真是忠州佛教慈善之一大创举。在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八《人物·仙释》中载：

 

继航，本郡人，发姓陈名伟字东升，郡庠廪生，九赵秋闱，八列房荐，遂薙发染缁于峨嵋山，数年归里，若痴若狂，有时说法作偈，有时拈题吟诗，人有谓之：和尚犹能作制艺否？继航睼目大呼曰：能能能。一题入手，一日可成十五艺，皆清腴可诵。乾隆癸卯举人吴莹理即其门生。

 

继航大师为忠州本地人，参加了九次科举考试不中，遂感官场黑暗而出家。虽然出家有年，但多年的科场经验，让他成为一位制艺高手，文中说他“一题入手，一日可成十五艺”。过去做八股文，起承转合，构思缜密，还是相当有难度的，而继航大师可以以一个题目在一天内做出十五篇八股文，这种多位思考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他专把经验传授给忠州门生吴莹理等人，果然其在乾隆年间中了举人。过去只听说过有天子门生，官宦门生，没有听说过僧侣门生，也算是佛门中的一大奇事了。

(五)设救生船

忠州佛教界设立义渡，济渡乡民，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之善行。然而，因忠州江河甚广，时有民众落水淹没而死，经著名的佛教居士吴龙篪与地方富户商量，成立救生船，打捞落水乡民。当时打造救生船共有两处，一是鱼洞子设立救生船一只，水手六名。一是折尾子设立救生船二只，水手十二名。三只救生船十八名水手，“全年共支银一百二十九两六钱，遇闰征银十两零八钱”。为了救生船能长期运营，吴友篪居士身为知州，捐出俸银一千二百串，造江船四只，并向信佛的盐商化缘，“盐商周维新额行水引二百一十二张，于道光五年承领巡江船生息钱七百千，每年生息钱一百一十二千文。盐商胡双兴、犍为盐商王发仁、李达生三人名下之额，行犍为引一百四十八张，于道光五年承领巡江船生息钱五百千文，每年生息钱八十千文，均按月给发工食，由户房承领”。(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这些信佛的外地盐商相当富有，为了在忠州扩充产业，维持信誉，他们大多捐助建建佛寺，资助教育，支持佛教慈善事业，是忠州佛教慈善的中坚力量。

(六)修建桥梁

修桥补路是佛教的传统，在忠州的佛教界，这项慈善事业更是干得有声有色。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二之桥梁中，许多桥梁被冠以佛教化的名字，说明当时佛教在忠州桥梁建设上的功绩。蟠龙桥，离城八十里，在州北崇九甲，为石盒寺僧带领弟子修建。忠州有观音桥数座，多为寺僧所建，一在州北六十里金鸡场，一在拔山寺亦有此桥，一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和尚桥，在州西北新开路下，为僧所建。广济桥，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两洞铁桥，在州西四十里望水寺场东。回龙寺桥，在州东北汝溪滩逥龙寺前。东明桥，在州南东明寺前，一名观音桥，乾隆戊子年建。至于忠州九莲桥，在州西北白石铺，便是雍正十二年间信仰佛教净土宗的居士化缘所建，乾隆三十二年复建。

 

……垫邑东五里石工郑有荣来州经此，慨然久之，因发菩提心，欲募化众善，复建此桥。且曰：非有近地耆德而为闾里景仰者与之共事，曷克有济于是。郑君邀集同心者十余人，持簿募化得若干缗，劈石鸠工，郑君悉身任之，不一年而桥成。(参见《王恕重建九莲桥记》)

 

另有晏义桥，在州西三十里古市井创于前明，年久崩圮，乾隆初年居士黄晏氏捐赀重修，嘉庆十二年戴子成募资培修并建桥亭。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二载《秦之翰古市井晏义桥记》云：“……予尝登岭数十武得废寺基，心异之，披荆得古铁钟一枚，大逾瓮，十数人不能弇。钟刻突文字尚明，乃知山名佛塔，寺名宝胜，地名古市井，年则前明成化四年也。”忠州有名的纳溪桥是僧人志宽所建：

 

纳溪桥，在州东七十里纳溪河，明宏治八年漕溪驿丞孙儒忠创修，道光三年天台寺僧志宽捐募重修，更名三善桥。(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二)

 

在忠州慈善事业方面，志宽大师是非常有名的，在志书中多次提到他参与修桥、建寺、设置义阡等众多慈善项目的建设。

(七)刻经造像工程

忠州学宫大成殿内有圣像碑，明嘉靖戊子年镌，道光五年重刻，碑阴有宋邱温玉《施四大部经及镌金刚经记》，左有绍圣三年七月戊子承议郎知军州事王辟之碑记。宋邱温玉曾在龙兴寺发起捐俸刻经事业，应该是宋代忠州人文出版的大事。碑记云：

 

玉闻四大部经者，实诸经之警策，如来之秘藏，佛藏后于南阎浮提有口口口口口六百卷，宝积经一百三十卷，华严经一部八十卷，涅槃经一百四十二卷口口口口口二卷，共计八百四十二卷。温玉居斯郡之第二载也，以俸钱十二万赎之施于口口口口口口皆发菩提心，礼拜供养者，悉悟无生忍。又一日视事之暇，憇于驿亭，见一古碑口口口而文字口口有年矣。于是命戎士暨州民数百辈，自江阳之候绾，徒龙兴之宝地，磨砻旬浃方口始口口口，以所般若波罗密经一卷，手写之，于是时又施俸钱一万万卷，武宁邑募工杨荣刻之石口口口口经又毕矣。碑又立矣。夙愿既满，怡怡如也。得非于是经，有缘乎不然者，何以臻紫口口口口所覆以御霜露风日也。土以招哲后雨露之赐，下以答考妣抚育之恩。迨亡没口亲冀皆伸荐拔。经云，一世口口口口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殊胜也如此。嘻，愚夷门口口口口州县之职，効官于阁受贤侯之推事从事藩翰，弗玷公举齿于通籍食口口口口口明天子之丰禄，如三千石之右郡，又焉知过去世中不持是经，获是报而生于今口口口口口盛世耶。且一四句偈尚获福无量，矧全卷乎庶游是寺覩是经者，发郑重心，弭烦恼障口口口口，此尚不获胜利者，未之有也。温玉虑年口祀口远时人无能知者，于是命笔直书而志之口口口口口大宋荐燔柴之明年太岁在己巳夏五月丁丑朔七日癸未朝议大夫行殿中侍御史口口口口道士邱温玉记口口口。(宋邱温玉《施四大部经及镌金刚经记》)

 

宋代佛教刻经施诸民众，实际是邱温玉对忠州少数民族的佛化政策，以佛教信仰改造当地民风之最佳举措。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二载忠州南有大隐崖石刻，“在今巴台寺下王家沱上，其崖如厂，中有乾道元年隆兴二地藏菩萨始圣丙子题名石刻，左边隶书”，这是除忠州唐代题刻后的又一杰作。乾道元年是公元1165年，是宋孝宗的年号。巴渝地区本是道教发源地，濮人多信仰巫术和道教，而这些题刻和碑记说明到了宋代，忠州佛教信仰仍然占有主导地位。

(八)修建文庙

出家僧人修建寺院是天经地仪的事，而忠州的僧人比较特殊，不仅参与道教宫观的建设，还参与政府主导的祭祀庙宇建设。据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三《坛庙寺观附》载僧人圆修修建文昌宫及买香火田的事迹。文昌宫本是一个州县祭祀文星之所，一般由政府直接拨款修建，并每年按律提供祭祀银。忠州的文昌宫在郡东门外学宫的右边，明万历二十八年建，康熙八年知州刘肇孙重修等。清·李凯撰《重建文昌宫记》云：“……共计正殿后殿祭殿各三楹，前有官厅，后有僧房，……为僧人筹常住……庙田二处……一在敦五甲，地名龙池河，系住持僧圆修去钱一百五十千得买何王氏同子何柄田一分，每岁收租谷五石。”不但僧人化缘修建文昌宫，还在宫内建设僧人居住用房，并出任文昌宫住持，还出资买寺田。过去的寺观堂庙都有香火田，其收入用于寺观堂庙的管理与祭祀，像忠州地区佛教参与儒教事务的现象，在全国并不多见。

(九)兴办官学

忠州官学在白鹿洞，地处学宫左侧，相传二猎人逐白鹿入洞失鹿所在，但见二碧瓜食之仙去。道光五年，出任忠州知州的吴友篪居士出之荆棘中，于洞前置亭，额以碧瓜，又改临江书院为白鹿书院。

清·段朝伟咏《白鹿洞》七律有“鹿变瓜兮得未曾，几回空问洞们僧。有无往事因诗记，多少骚人蹑屣登”之句。诗中表达了多少追寻梦幻仙境的士子，来到白鹿洞，与僧人一起追忆传说往事的情景。根据虔诚居士吴友篪的一般做法，肯定也是让出家僧人参与官学的日常管理，才有几回空问洞们僧的可能。至于官学之费，同样也是靠僧人筹集而管理。

《忠州直隶州志》卷二《古迹》载《吴世彦土主庙常住记》云：“……一时好善乐施者，竟至七十余人，各捐千钱，购买甘井雷至昌官井头灶头天头轮一十五担去钱七十二千文，每月收价以资僧食与香灯之不足，俾得早晚焚献，庶晨钟暮鼓。”利用佛教的影响力，号召大家出钱出力，很快就解决了学院经费不足的问题。

修建学院容易，但长期支持和发展却极为不易。于是，在居士吴友篪的倡导下，大家纷纷捐资设立“书院田”，作为长期供给书院费用的保障。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六之《书院》中，载有出资者名录，大多为佛教所出。

 

白鹿书院，敦七甲路角塆书院地一处，系孀妇罗马氏乏嗣于乾隆二十七年具呈捐入书院庄房七柱瓦室三间七柱厅房五间槽门一间……出稻谷六十余石，计田议租，应纳拔山寺斗二十一石取押佃钱三十千文计粮银三钱七分八厘五毛。

崇九甲拖木冲书院官庄田地一处，于乾隆六十年经前署州牧和将天宁寺田地一股归入书院，其界周围俱是大岭，中间有水田一冲……俱与天宁寺山地连界……圆约五里，零约出稻谷八十余石，约出杂粮十余石，计田议租四十石。嘉庆二十四年取押佃钱一百四十行，计粮银六钱三分二厘二毛。

敦六甲白云寺书院田地一处……约出稻谷五石余，约出杂粮八石余，计田义租，应纳租钱十四千。于嘉庆二十四年取押佃钱二十千文。

敦五甲成家寺书院田地一处……其田约出稻谷二石余，约出杂粮五斗，计田议租，应纳租钱一千六百文。

敦七甲兴隆寺山地一处，系是荒山，地蓄有松树，与崇八甲界畔相连，而废寺在山顶之上……约出杂粮二石余，每年地租钱二千五百文。

新拔敦四甲青河寺官庄田地一处……约出稻谷三十余石，约出杂粮十石余，界内场市店房十八间，庄房草屋三间，背后草屋二间，计田议租溪滩场市斗租谷十二石五斗，拔入书院，作肄业生童膏火，计粮银六钱六分一厘三毛。

新拔敦八甲圣教庵官夸田地一处，于雍正六年充公入官，坐宅草屋十二间……其田约出稻谷五十余石，约出杂粮一石余，计田议租，应纳拔山寺场市斗租谷十七石，嘉庆二十四年取押佃钱十五千文，今又押佃钱五千文，共钱二十千文，拔入书院以作肄业生童膏火，计粮银八钱零七厘一毛。

拔山寺废寺地基计粮钱四钱。

 

看到这些佛教善举，我们应该感恩这些忠州老祖宗们，是他们开启了辉煌的佛教慈善事业，并为造福人类，开导文明，所作出的卓越成就。

(十)培植风水文脉

一地风水景观的打造，一般是政府性行为。而忠州住在石宝寨的僧志宽大师与僧正司续绅等人，却与知州吴友篪居士一起修建万福塔，目的是解决忠州的风水问题。这事如果落在今天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但发生在数百年前的封建社会，就有非常重要的人文价值。修建风水塔的好处，我认为有如下几点，一是打造自然人文景观的和谐，再造盛世气象。二是塑造地方人文精神，从信仰上激励士族，以期科举有份。三是以此事聚集众善之力，倡导善行，化导人文精神。志宽大师所建万福塔在州南羊鸣山，道光五年知州吴友篪率僧正续绅新建。其碑有云：

 

……甲申仲秋，余集绅耆劝捐书院膏火两里二十甲，乐输者听其自便，而庵观寺院不与，盖不欲以释门参儒教也。杨家寺僧志宽，少读书雅好善居石宝砦，修桥以利行旅，舍地以厝浮棺，力行善事而不怠，盖有年矣。平生誓愿于山阳建一塔，以完善果而未知。适从因偕僧正司续绅等，同请于余，时西江赵子秉滇精地理，适在座，以为宜在巡官庙后，会当岁暮，未遑相度。己酉仲春，与龚子蓝生及熊孝廉履青，冯孝廉沄，贺孝廉鹤云，何生先铭，谢生萁映，贺生步青及续绅志宽同往其地稍下，仅镇东溪水口而不能及远意不甚惬，众曰，曷不穷最高处，以尽胜览。余曰可。因扪萝绝顶，先至阎罗殿小息，荷罢而同人不至。方遣奴分迓而谢贺二生至曰，得福地于殿左矣。且往观乎，余曰，建阖州之福，苟得福地余无成心也。因偕蓝生及同人偕往相阴阳，度夕阳在在与山水龙经合地主刘正美跽而请曰，此老民旧业也，明公造福于吾州，愿与州人同兹万福。余曰，此阖州之福也。于是饬僧正司续绅传众僧于二月二十二日，集治平堂会议余捐钱百缗为之倡续绅继之志宽复继之不逾，时而得钱二千四百千。此可见人心之好善而善果之可以不日观成也。是役也，不假手于吏胥，不假手于绅士，以佛门修佛事，无外人干与，司银钱出入者为续绅志宽德盛监工者单月则清泰道参为一周，双月则偲位应空为一财，双单月常川监工者则始违终顺之万周也。塔成即于塔旁建万福禅院三楹，美始基也。中奉无量寿佛像，志长久也。右设刘子正美长生位，嘉乐善也。僧正等将为余奉长生位于左，重建其请也，姑听之。道光五年岁次己酉嘉平月吉平江吴友篪记。(《新修万福塔碑记》)

 

培植风水的慈善事业，在綦江县也有先例，当时据说有五十年皇榜上没有出现过綦江的名字，当地有影响的族人就出面请示县令，说这是风水有问题，于是也出现了僧人修建文峰塔的事。忠州修建万福塔，可以说分工明细，规划细致，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古代经营管理学的典范。

(十一)修建义仓

过去政府为了平抑粮价，规范粮食市场，筹备荒粮，会建设义仓。忠州的义仓叫常平仓，有赈济灾荒，平抑物价的作用。在出新粮价格较低时，常平仓就大量收购，抬高粮价，以免粮农受到较大损失。在粮食新旧不接的时候，粮食价格上扬，致买家受损，这时常平仓就低于市场价出售粮食，平抑粮价。如果遇到灾荒年，在得到朝廷批准的情况下，可以开仓放粮，免费给灾民发放粮食。如果流民过多，可以开设粥棚，给灾民煮粥暂时解放问题。

据《忠州直隶州志》卷四《食货·积贮》载，忠州佛教有义仓即拨山寺社仓，自乾隆四年采买建仓厫七间，共存谷二千一百四十四石一斗一升二合五勺二抄。为了保证拨山寺义仓的有效管理与运行，“忠州共捐输钱八千三百二十四千九百九十一文，挨州城置济田六契，北门常平仓旁建济仓一座三间，崇一甲庆忠庵僧怀德出卖田地一契，招佃郭明良，每年收租谷二石八斗”。庆忠庵僧人怀德资助了义仓善行。又“拔山寺置买济田三处，建仓一座三间。……敦八甲陈家山陈学贵出卖田地一契，招佃丁正富等，每年收租谷于道光二年拔归拔山寺，每年收市斗谷三十二石五斗”。每年收租解决寺院日常管理的费用，使义仓不致损耗，并可以保证义仓年年增益，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十二)养济院的建设

养济院又称悲田院，为佛教倡导的一种愍孤养老为特色的佛教慈善之一。佛教认为，各种善行如种子，植诸田地，则能生根发芽，成就圣果，所以把做功德叫种福田。佛教有八福田与三福田之说，恩田、敬田及悲田是三福田。以孝顺心，供养父母师长有恩德之人，是为恩田，又称报恩田。《优婆塞戒经》卷三云：“报恩田者，所谓父母师长和尚。”《俱舍论》卷十八曰：“害父母，是弃恩田。如何有恩？身生本故。”生身父母及启蒙师长，养我法身慧命的大德法师(地位最尊者为和尚)，都是恩田的对象。敬田是佛田、圣人田、僧田之总称，由恭敬而生功德犹如田生谷物，故称敬田。即对于佛、法、僧三宝恭敬供养，可生无量之福分。《优婆塞戒经》卷三称敬田为“功德田”。救济贫穷，赈济危难，布施万物，救度生命，是为悲田。悲田是中国最早的慈善事业形式，兴起于南北朝时期，唐代时悲田院正式成为半官方半佛教化的慈善机构，并颁行诸州。据《旧唐书·武宗纪》所载，唐开元年间曾置悲田养病坊，收容贫苦残疾及无所依靠之人，亦收容一般贫困难民。到了武氏时期，笃信佛教，曾诏令天下诸州设立悲田养病院，收养无依老人和失养儿童，其资金一方面由官方提供原始资本及赏田，一方面由佛教界自己筹集。宋以后，泛称养济院为悲田院者。在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中，有专章介绍佛教养济院的内容。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载：“乾隆五十五年，刺史吉兴始创今养济院于黄龙门外，……道光五年知州吴友篪增修，监生杨素辉捐修……收养老幼孤贫共六十名。余系知州吴友篪捐廉赏给。”佛教养济院在忠州黄龙门外，最初规模不详。道光五年，著名的佛教居士林吴友篪知州增修。捐款的监生杨素辉是当地名门望族，曾修有多座佛寺，其私家寺院杨家寺规模很大，著名的佛教慈善家志宽大师任住持。也就是说，发起这次佛教养济院修建之事，与志宽大师有关。当时忠州佛教养济院收容孤贫无依者六十名，除杨家所付资费，余下由佛教居士吴友篪捐养廉银子供给。清代忠州有知州一员，岁额俸银八十两，每年的养廉银却高达一千多两，所以捐几百两银子做好事，对一个知州大人来说，都是很简单的事。我们从忠州志来看，吴居士在任上期间，几乎将忠州许多名寺、文庙和景观大多修复了。他的捐资方式很简单，先带头捐养廉银子，让出家僧人如志宽大师或僧正司续绅等出面，联络当地富有居士，很快就筹集到修建资金和寺院每年的香火银子。忠州佛教养济院还是继承了唐代佛教遗风，成为当地半官方半佛教化的慈善机构。

(十三)掩埋尸骨

印度佛教对待尸骨的态度，本来是一种近乎天然的观念，如火葬、水葬、天葬等，不一而论。然中华民族是一个重亲情，讲孝道，乡土情绪较重的民族，如果保持印度的民风民俗，不异于自毁前途。于是，佛教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上，吸取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精髓，转而提倡“根”的文化。漏泽园的出现就是最典型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谓漏泽园，即收埋尸骨的佛教慈善机构，在中国起源于北齐时。北齐战乱不断，大量民众暴尸荒野，佛教弟子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战场救济伤员，掩埋尸骨，成为一代佳话。佛寺中往往建有普同塔，即收埋骨灰的塔葬形式。普同塔里，无论男女老幼，或地位尊卑亲疏，一律平等，故名普同。早期漏泽园与坟寺不同，如北京菜市口有悯忠寺，设有义庄(也是漏泽园之一种)，若有犯人处决，即收归寺院，以待家人来收埋尸骨，如果十八年后无人来认领，算是无主户，可以就地掩埋。为什么要以十八年为界呢？这也是出于人性的考虑。如某个官员被满门抄斩，假若他还有逃离的人尚有襁褓中或遗腹子，十八年业已成人，就有义务来收取祖上遗骨。如果十八年后没有人来，说明已经绝后，成为无祀之灵，可以就地掩埋。中国人的乡土观念重，往往死在异乡者，一定会迁葬故里，以入葬祖莹为荣。所以，佛教所作漏泽园，对维系民族伦理，就非常积极的作用。

佛教建设漏泽园，也会相应建有寺院，以超度这些死难的众生，安慰逝去的亡灵。如《五灯全书》卷一百载：“京都圣感桂芳林禅师，……后居漏泽园，日诵《华严》，夜持《尊胜》，设放焰口施食，三年无辍。”许多出家人以漏泽园为家，当代众生行孝，诵经持咒，超度众生，可谓事迹感人。

僧侣设立漏泽园，并不是完全出于慈善的考虑，其中还有修道的成份。佛教的禅定修持中有五门禅法，其中不净观法，即观察死尸白骨的修行方法，可以对治人们深层的欲望。著名的永觉元贤禅师云：“生前百战競山河，死后空埋七尺坡。蝸角力争荣有几，菜根久嚼味偏多。千长尽属黄埃盖，百巧其如白骨何。假使韶光如可驻，巢由应不卧山阿。”(见《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二十二《过漏泽园》)紫柏尊者在漏泽园也感叹说：“骷髅此地莫言多，法界都来毗富罗。更看陌头谁氏塚，几回欢笑几悲歌。”(见《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七)这些佛教大德们并不认为他在慈善事业，也不认为在帮助别人，而是一种自我完善的方式而已，

据《释氏稽古略》卷四引《京都帝纪》云：“漏泽园，宋春二月，诏天下州县置漏泽园，殡客死无归之土。”时为崇宁三年甲申二月。《释门正统》卷四载：“徽宗皇帝崇宁三年，制诸州县创漏泽园。”由宋徽宗亲自下令，天下州县效仿佛教慈善的做法，创立漏泽园。这些漏泽园虽然是官方性质，但大多由佛教出面主持。据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养济院》载：“宋漏泽园在州治北门外，今无考。”这是忠州设立漏泽园的明确记载。忠州佛教漏泽园，始于宋，应是在战乱期间，随着寺毁人亡而消亡。

    除如上所说佛教所建之普同塔、漏泽园外，尚有义阡亦为佛教收埋尸骨类慈善事业。《净土圣贤录续编》卷四云：“静波，草堰场人，年二十，薙梁于义阡寺。”说明佛教设立义阡，并建有寺院，甚至以义阡为名的寺院也同样存在。忠州义阡设立在石宝寨的江家沱回水湾处，这里遇洪水暴涨时，多有尸骨停留。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载：

 

义阡义田一处，在州治敦二甲，地名石宝寨。系天台寺僧志宽，于道光四年捐衣钵钱二百四十千，得买刘邦仲田地一分，以作捞埋江家沱浮尸之地。其田岁入租谷即作掩埋之资。志宽于道光五年据情禀明立案，经知州吴友篪批准立案，出示刊碑示禁。

 

忠州佛教义阡设有义田，是志宽大师出资买田地，用于义阡掩埋尸骨的日常开支之费。为了禁断乡土劣绅侵占义阡田地，或出现尸骨无人掩埋的境象，志宽大师的好友知州吴友篪居士，在忠州立案，并刊碑警示。

看到这里，让我们想到去年湖北出现挟尸要价的痛心场景，让我心痛不已，这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代啊。

(十四)兴办义学

《般泥洹经》卷一开示比丘有七教，则法不衰之义，有“七当遵道供养圣众，开解童蒙”句。开解童蒙即是佛教教育义。佛教如何进行启蒙教育呢？《出曜经》卷二十二云：“善心劝谏，诱进童蒙，训之以道，使见道门。”儿童的心灵是纯净的，随着环境的变迁，外在的经验会牢牢刻印在他幼小的心灵，永不磨灭。孟母三迁，就是要改变外在环境对童蒙的影响。佛教的童蒙教育，重为善心劝谏，训之以道，即树立正确的宇宙人生观念，不致走入邪途。

自古佛寺就是义学场所，无论尊卑老幼，一视同仁。著名的王维居士、李白居士、刘勰居士等，就是从寺院学习出来的英杰。隋文帝为尼僧收留的孤儿，所以他当了皇帝后在天下建舍利塔，如奉节的舍利塔就是他修建的。所以，佛教的义学教育，应该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不可分割。

忠州是人文之乡，官学兴盛，义学也发达。所谓义学，即相对于官办书院而言的民办慈善性质的私学。这些私学有的是族人共设，有的是侨民所办，有的是寺院在富商豪族支持下所办。据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载，忠州有义学二十五处：

 

东城义学，西城义学，南城义学，北城义学，甘井义学，涂井义学，汝溪场义学，官坝场义学，大石坝义学，丰收溪义学，黄金滩义学，石宝寨义学，邓氏宗祠义学，花桥寺义学，永丰场义学，拔山寺义学，新立铺义学，任家场义学，马家场义学，黎场义学，望水寺义学，乌杨镇义学，新场义学，凿溪品义学，秦氏宗祠义学，复兴场义学。

 

这些义学中，甘井义不和涂井义学，是专为盐井工人子弟所设慈善学校。邓氏宗祠义学和秦氏宗祠义学是邓、秦二姓公学。石宝寨义学、花桥寺义学、拔山寺义学、望水寺义学等，为寺院所办义学。这些义学中，除了寺院创办者外，大多也具有一定的佛教性质，是当地富户或豪强在佛教慈悲济世的理念引导下，参与家乡或亲族的慈善事业。

(十五)传习技艺

佛教僧侣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当然也会带着不同的技艺进入佛门。在佛教与社会的融合中，很多寺院有传习技艺的慈善行为。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八(《人物·方技》载：

 

游天凤，石宝寨人，康熙中遇行脚僧，天凤敬礼之。临行，僧授以装塑法，天凤深得其妙。凡塑一切佛像，皆备极精致，眉宇衣冠，罔不栩栩欲活。历年久远，亦不剥落损坏。其子涣、泮、沛、泳，孙洪仁、洪义，皆世其业。

 

石宝寨游天凤跟随僧人学习造像艺术，并将这门技艺世代相传，他的几个儿子和孙洪仁、孙洪义都世传其业，成为忠州有名的佛教艺术家。从州志中看来，忠州包括辖区各县有寺院上千座，完全可以养活一批佛教造像艺术的能工巧匠。

(十六)植功德林

功德林本是佛教法喻，从广义地说，佛教认为一切功德如林，修行也是建功德林，刻印经书也是建功德林，修建寺院也是建功德林。从狭义来讲，佛教美化山川，植树造林，就是种功德林。《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七载《栽树法》，佛在王舍城竹林园中时，影胜王在胜身山建无遮法会，让摩揭陀的民众都去参加集会。但胜身山没有树木，全山光秃秃的，时正值大热天，众生为热所烦，怨声载道。有鉴于此，佛陀就要求弟子在光秃秃的山上栽植树阴，并教以各种种植方法，在树边守护树林，至少要等到花树花发，果树著子才可以离去。如果实在无法亲自管理，佛陀要求弟子“应委守园人及亲友者”。从此，植功德林就成了佛教弟子的一种修行方法，受到历代高僧的重视。现在可以看到各名山大川的茂密森林，都与佛教徒爱护植被有关。

忠州不知唐宋时有无功德林，然在明代应当有功德林。《吹万禅师语录》卷九云：“荷叶洒清香，松花食可饱。不入功德林，生相倩谁弃。”明代聚云吹万禅师是忠州著名的禅学大师，他所描述的功德之林，是充满禅机与天趣自然之道的意境。吹万大师的法孙铁壁慧机大师的弟子竺峰幻敏和尚，曾利用佛诞四月初八的机会，向信众化缘树功德林，并撰《募庆佛诞引》云：“福种洵滋，培栗帛金，貲劂肸蚃，合会勷成功德林。”(参见《竺峰敏禅师语录》卷五)

佛教历来注重环保，有佛寺的地方，郁郁葱葱，林木森森，对社会民众之环保理念推行，如水土的保持，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物种之多样性等，都有极其重要作用。

三、忠州佛教慈善事业的社会价值

忠州佛教的慈善现象不是独立的，其当是中国佛教大环境之一环。中国人有“泛爱众，广亲仁”的古训，仁慈爱人，兼爱天下，具有博大包容的胸怀，又有细致入微的亲情和孝道精神，在宗法制度的维系下，成就了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从而形成大中华文化格局。从整个中国的价值取向来观察忠州佛教慈善现象，我们发现，其在维系一个民族的整体思想及道德价值等方面，有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

(一)实现了区域性公共自治的组织特色

中国历来崇尚王道治天下，从巫政一体到霸道扩张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民族的政治理念。王道的具体推行手段，是分封建国到皇权至上主义。王道有兼善天下的大气，但缺乏基层周密和个体的自由。过去的统治阶级，最低极的官吏是县级，县以下属自治性质。这些自治性质的组织，如行业组织是为了规范各行业之间的行为，宗族组织是维系家族最基础组织等。这些以血缘和地缘、和裙带关系组织的基础社会，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和统筹兼顾的角色。我认为，佛教组织，恰恰就扮演了超越族群及地域组织及行业组织的相互冲突关系，以一种利他的精神，将彼此联系起来，成了一个区域性公共自治组织。

我们从忠州的慈善内容可以看出，许多公益事业都属于政府的行为，而因为封建社会政府的缺位，佛教就扮演了这种区域化的公共组织力量。这种佛教力量与政府的强权力量不同，他是属于绿色的，真正公共的，大家都可以平等参与的，来去是自由的。

佛教在忠州修桥补路，建设义渡，设救生船，植树造林，治病救人，举办官学及义学，为外地死难者提供尸骨掩埋及灵魂安慰工作等，这些工作显然都超过了一个宗教组织的作用。忠州的佛教情怀与开放的人文精神，才成就了这种没有强权的绿色组织力量，正是因为忠州大多数人具有这种超然的文明精神状态，才能做出忠州辉煌的佛教慈善业绩。

(二)维系了不同族群的和睦与团结

我们翻开历史会发现，忠州是一个开放的区域，是古代巴楚文汇聚之地，也是濮人、賨人及汉民族的融合之地。我们在忠州没有看到大的民族冲突出现，也没有见现过民族歧视政策出台，这是一个民族和谐共生的环境。

对于贫富的悬殊，社会矛盾的突出，忠州没有出现伤害其他族群而搞行业保护等现象。人们安于天命，努力奋斗，在艰苦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的资源。

自然资源的分配，如生在土地肥沃之地或生在不毛山地，这是无法选择的。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这些命运带来的不公平。这种努力奋斗的精神，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为基础的。人们一方面承受来自生活的压力，但不以为苦，甚至认为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考验和磨炼，我们坦然以对。同时反省生命，营造未来的幸福生活，于是通过慈善事业来改善命运，就成了忠州人的无私信念。利他就是利已，帮助苦难的众生才能获得生命的升华，因此成就了如此众多的慈善大家。佛教在这里就扮演了第三次分配的角色，对贫富、穷通等，进行二次调节，维系了不同族群的和谐与稳定。

(三)维护了社会伦理及道德规范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期望以人人自律和组织化自治来弥补政治力量上的不足，实现仁道的统治。维护社会最低层的组织规范，中国有儒释道三大主体性。儒家的规范伦理和法治，是官方的性质。佛道教的道德规范来自于民间，是自发性的，往往在最低层的社会中起最重要的作用。而忠州佛教通过慈善来完成伦理道德的宣扬，可以说达到了另一种全新的意境，比空洞的道德说教不知高出了多少。

明清盛行的一种慈善行为叫日行一善，即通过每天一定的善业来改善自己的命运的方法，对民众有很大的影响力。每天都留连于慈悲济世的精神世界，比停留在物欲层面的生活，值得人们提倡。社会上善流涌动，处处念佛声不断，天堂与地狱相处处可闻，可能比警察拿着警棍作出打人的样子来，其警示作用不知强了多少倍。

忠州慈善达到社会最佳的状态，是少去了人为的冲突和矛盾，以和谐换取社会的和谐。社会因佛教慈善的影响力而运行成本降低，人们虽说没有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之境界，但也可以体验到一个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热土。所以，忠州人都是有热情的，有信心的，敢想敢干，才造就了一大批儒学佛学大师出世。

五、结语

当我把眼光投入到忠州这片热土的时候，就为她的热切与慈悲所感动。我在研究忠州历史时发现，忠州就是一个迷，永远被尘封在千里之外，忽隐忽现，捉摸不定。历史的已经过去，再厉害的历史学家也无法重现历史。忠州也是一样，历史的辉煌不等于辉煌的未来。曾经的忠州，是唐太宗唯一用忠命名的州，是一个太宰云集，诗人如云的地方。过去的贵妃荔、半城桔、嘉庆李、京都饼，是否还能透过历史，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而未来的忠州，在忠州民众的博大仁爱的精神感召下，是否还能掀起一片慈善事业的艳阳天。我期盼着这一切。昔日的振宗寺，曾受皇家封勅。玉印山崇恩寺，已成旅游场。聚云法系，留下数百万字的文字络索。拔山寺里，曾经人声鼎沸车马喧嚣。有几人知道这些厚重的历史，就是我们曾经期盼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