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

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

在这个有史的几千年当中，无论学术界争论着有神无神，唯心论唯物论，而花总是在和暖的时候开，叶子总是在寒冷的严冬落，水总是那么流，人也总是“食色性也”。除掉固执偏见的自以为聪明的人，谁也会感觉到在我们主观的概推之外，的确还有一个没有被人类所全部把握得到的真理。

佛在二千五百年以前，早巳指明这个主观的概推不足恃，同时更详细讨论到主观的形成和避免主观的方法，企图用纯客观的认知，全部把握那个存在于主观的概推之外的真理。他足成功了的，所以到现在还有许多博学深思之士如弘一法师等，照着他的教条实行。但是一般社会依然是在主观的领域里乱打之绕，并且大都是物质的反映，所以佛和他的大弟子，又不得不适应这个辩证法地发展着的“反映”而随机说法，在佛教史里可以划分成几个阶段，新佛教运动也在这个理论的据点上树立起来。

佛的随机说法之易见者在戒律，譬如戒杀，起初并没有这个规定，后来他的弟子杀了人，受了社会；—卜的谴责非难，才召集大众制定宽泛的条文，接着就针对着从宽泛里漏出来的弊病把条文逐渐严密起来，称之为律(Vinaya)。佛死以前，一共制定二百多条，当时有许多一时高兴而出家的人，受不了这种约束，重行还俗者也很多。最有趣的是—一个晚年出家，名叫须跋陀的和尚，在佛死的时候，公然对那些眼泪汪汪的同门说：“仁者弗愁，大沙门(即佛)在世常言是应为，是不应为，我等恒为所囿，今者得白在，可为所欲为矣。”所以第一次结集(Samgiti)席上，阿难陀(Anadah)说：“佛将入灭时会告我，大众若欲弃小小戒，可随意弃。”不过因为小小戒的范围没有确定，未能通过，结果照长老大迦叶(Mahakasapah)的提案议决——“世人既知释子沙门所当护持之戒矣。今若弃小小戒，人不将谓沙门瞿昙(Gautama)所设戍法以师逝而与烟俱消。为免此讥，佛所未制今不别制，佛所巳制不可少改。”

此后百年左右，毗舍离(Vaisali)的跋耆(Vajji)比丘就举起叛逆的旗子，提出十事要求改革：一、听许贮盐于角器，二、  日影过正午横列二指长的时候可以吃点心，三、在此地吃了马上到别的地方还可以吃，四、同在一教区者，不必同在一处布萨(说罪诵戒的仪式)，五，众议处决时，不足法定人数而有效，六、得听许先例，七、得饮未经攒摇的牛乳，八、得饮未发酵或半发酵的椰子汁，九、造坐具可不用边，随意大小，十、得储藏金银财物。这大部分与当时的戒律相违，长老耶舍(yasa)乃召集四方的上座比丘开会，用宗教的情感，在字面上折服了跋耆，但实际上拥护之者仍占大多数，佛教就在此时分成大众上座两部。部别既分，饮食起居的方式因之而大不相同，思想上也有显着的区别。异部宗轮论上所叙大大五事之争，即其离异之发轫。据陈代真谛法师所传，大众部徒众盛弘华严，涅槃，胜鬘，维摩，金光明，般若诸大乘经，近代研究佛教史的学者，也大都承认大众部富有进步改革的思想。所以佛灭之后四百年初，从上座部本部分出来的经量部也吸收了大众部的理论，迨龙树(Nagaijuna)出而保守上座部理论的说一切有部备受破斥，大乘佛教(Mahayana)如日丽天，上座部和死守着大众部堡垒的徒众，不得不退入小乘(Hinayana)之列而渐渐绝迹于人间。

龙树为西历二三世纪之人，生于南印度毗达罗国的贝拉尔(Barar)婆罗门家，少年时候的行为非常之坏，几乎因学邪法而被杀。皈佛之后，痛改前非，加以“天性奇悟，识解超群，”数月之内，读尽经律论三藏，很有一点特别的见解。他的朋友和弟子，就劝他改易服式，另立新教。据龙树菩萨传上所记，他似乎采纳了这个提议，并且一度实施过，以至引起另一位大德对他恳切规劝和供给大量参考书，他才重以释迦为师，誓愿为佛之使徒。可是在理论方面，针对着时代从事于新的开发的工作并没有间断，中沦，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都是取精用宏而为当时学术界所遵循的作品；风气所被，形成一种学派，称之曰空宗或法性宗。佛教经过这一次洗炼，到现在还保持其烁亮的光辉。

无着(Asangab)、  世亲(Vasubandun)兄弟两人，继龙树之后组成有宗或法相宗的理论系统之原因，此在拙作《略论空有之诤》一文中已经说过，不必再叙，其后就是密教的出现。

讲到密教，一般人，尤其是密教的信徒，总夸口密教法门最高，超越其它一切宗派；重要经典如大毗卢遮那神变加持经(简称大日经)等部是法身佛毗卢遮那(简称大日如来)所说，龙树用了神奇的方法，打开南天竺藏经的铁塔，得着守护神金刚萨埵的密印真传而始流行于世，其实多半足附会。唐代传承两部密法(金刚胎藏)的一行大师，在大日经疏里面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密教之兴，不过是无着世亲之后，龙智比丘等对于婆罗门教的一种新的适应方法。因为那时婆罗门教内的人才辈出，商羯罗(Sankara)把佛理吸纳混合到婆罗门教里去，形式上造成得比佛教更动人；同时我们要知道全印度的意识形态，历来都被婆罗门教支配着，所以婆罗门教的势力在当时异常兴盛。佛教徒的急起直迫，就是把婆罗门教的形式搬到佛教里宋，旗鼓相当，自然可以对垒一时，而削足适履，反因以自戕其生。印度大学哲学教授位特客列希那(S．Radhakrishna)的印度哲学中亦云：“大乘派既承认各地原有之迷信，自然对于婆罗门与佛教之神道，一律容纳，分别其等第而列之，而以阿弥陀佛冠首；婆罗门以佛为吠雪奴(Visnu)——婆罗门教所奉之保持神)佛教徒称吠雪奴为菩萨；彼此间之哲学与宗教见解日趋于共同，于是佛教变为印度教之一部，佛教所以亡。”(据张君励《明日之中国文化》引)我们则于此可以为随机说法或新的适应一词决定一个范围。

第一、随机说法或新的适应，并不是随波逐波，人云亦云，“做潮流上的死猫死狗”(辜鸿铭先生语，闻诸其高弟江安熊东明教授)。第二、先要立定一个明白的一贯的中心，由此而对着现前的环境，解释一切，衡量一切。第三、不能穿凿附会，故意歪曲以媚俗求容，在理论上这样，在生活行为上也这样。拉氏不是又说：印度佛教之所以亡，除理论失掉中心的原因以外，戒律不振，僧徒生活流于放纵亦一重大原因。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今即本之以论我国佛教。

佛教来我国以后，无论在理论方面，在生活行动方面，都与印度锡兰西藏缅甸不同。前几年锡兰的纳罗达(Narada)大师到上海，看见我国佛教制度和他们的不一样，公然批评我们不足以称僧，当时有许多人竟也“自伤己命”，“白惭形秽”起来，赶紧派了几个青年学僧跟他到锡兰去学所谓真正的佛法。其实学固然可以，而硬以我国的僧人为非僧人，乃至发出重行受戒的怪论，则不免夏虫井蛙，贻笑大方。纳罗达何尝懂得龙树无着的精神，那些自伤己命、自惭形秽的人，也太没有中心思想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国气候寒冷，光披薄薄的麻织袈裟，那只有活活冻死；沙门乞食，佛教未来以前，我国本来没有那个风俗，假定一出家就靠托钵维持生活，那也只有活活饿死。所以祖师们在袈裟之外不得不添置棉的夹的衣服以御寒，不得不耕作以维持食用，根据佛制戒律的原意，这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历来称祖师们所立的法为清规。清规，是佛教发展历程当中的一件大事，其重要远过于大众部的改革；将来的佛教制度，必然的要借着这个基础而逐渐迈进，纳罗达大师之流，现在虽然冷笑地非议着，亦必有采行这个办法之一日。

至于理论的开展，那更多了。第一因为我国的文化蓄积本来厚；第二我国人民重视理性，佛教的大乘思想，——也可以说是偏于哲理的学说，颇为国人所乐于接受；第三则那些宏传大乘佛理的大师如僧肇，智顗，法藏，吉藏，澄观，等等，几乎个个都有龙树、无着的手眼，各自扬弃西来之说，冶炼成一适合时代的学派。僧肇之肇论，智顗之天台宗，吉藏之三论宗，法藏、澄观之贤首宗，各有特色，和印度佛教的外形不尽相同，有人好意地，或者竟是歹意地称之为中国佛学，还有人以为他们搀杂了道家儒家的思想，不能算佛教的正统。我则以为这种论调很可以与南传小乘佛教徒之斥大乘非佛说者等量齐观，根本没有学术上的价值。因为我们在僧肇以至澄观的着作当中，理论之最基本或最中心的地方，看不出和他们说中国佛学的先生们，所谓原始佛典四阿含经两样之处。一般造句用语之不同，不过如夏葛多裘的殊异。假定我们看见张三穿了皮袍子就认为他与夏天穿夏布长褂者足两个人，那只有疯子才会承认他是正确。我们学术界的闻人胡适之先生，做了许多关于达摩、惠能的文章，昌言禅是中国的特产，也很可以并入此论。现在我不想驳他，只希望他先多了解一点究竟什么是佛学，再谈佛学与达摩、惠能的关系与区别，从而断其为中国的特产与否方有价值，否则纵然因此而成名赚钱，与学问有什么关系?

佛教起于西纪前五百三十年左右(从成道时算起)，至第八世纪，在印度本土即逐渐衰亡，故实际上只流传了一千三四百年，而在我国则自东汉明帝以来一直到现在已经流传了一千八九百年，并且还要绵延下去。根据拉特客列希那教授的说法，则我国佛教之所以能如此发扬光大者，不能不归于清规的完成与各宗大师的紧紧握住中心。密教不能在唐代宏传，在元明虽有政治助力也不能不消灭的原因，或者在此。

过去有许多感觉佛教必须改革的人，曾经唤过僧制摹仿日本——就是和尚可以娶妻食肉穿西装——的口号；教理方面也想极力加上时髦的外衣，譬如现在流行着唯物论，就禽着舌头说佛法也是唯物论的，而北极就是佛经上的须弥山(Sumeruh)。假定真的照这样做，这样说的话，那新佛教运动就变成死佛教运动，这是新佛教运动的同志们所应赶紧纠正改革的。

生产化，学术化，就是使僧制不至于俗化，而僧人的生活可因而庄严起来。详细条文，当然先要把诸家戒本彻底对比研究一番，再参考古代的清规和当前的环境方能定。理论之现代化、通俗化的开展，则无论如何要从佛教最基本的中心出发，否则现代化即等于密教之同化于印度教，通俗化即庸俗化而已。新佛教运动如能依照这个目标做下去，才是地道的随机说法，真正的新的适应，在佛教界内固然可以发生模范作用，同时也就是揭示客观的真理于人间，其效能不仅仅是关于佛教本身的改进而已。

(原载《狮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