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智慧：一个内在和谐的佛教哲学体系(肖黎民)

文殊智慧：一个内在和谐的佛教哲学体系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五台山文化研究所 肖黎民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了以五台山为“根据地”的文殊信仰。而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教里主司智慧，是佛智的代表和般若的化身。文殊信仰的核心内涵和深层意蕴是文殊智慧。文殊菩萨正是因其智慧而凸显出自身独特的信仰个性。文殊信仰者所信仰的主要是文殊智慧。二者既有一体化的表里关系，但也有含义上的微妙区别。文殊信仰属于宗教范畴，或者说是一种宗教现象。信仰形态的文殊所突出的是文殊的神意形象及其“显灵”功能“和“护佑”作用；而文殊智慧则属于哲学范畴，是一种出现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哲学现象。智慧形态的文殊所突出的主要是“心灵感悟”与“精神解脱”。把握了文殊智慧的哲学内涵，同时也就破解了文殊信仰的某种秘密。哲学智慧有时能够超越宗教信仰而成为教内教外、僧俗两界一个共同的接受点和契合点。因此，我们还可以这样说：由文殊菩萨所表征的大乘佛教智慧是五台山佛学的核心价值与最鲜明的人文标识，也是文殊信仰的义理依据与哲学支撑。它本身业已构成了一个内在和谐、完整统一、极具个性的佛教哲学体系。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哲学个性以及和谐圆融精神，或可为五台山佛学的再建与现代文明的重构乃至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一种别样的价值参照。
　　“文殊”的梵语意译即为“妙”，以彰其智慧“妙不可言”和“不可思议”。文殊智慧不仅是指“文殊的智慧”，作为佛家智慧的代表和般若的象征，文殊智慧同时也是佛陀智慧，或者更准确些说，所谓文殊智慧就是带有鲜明的文殊个性印记和语言乃至行为标识的佛地智慧。其基本来源，就是表现在大乘佛典里，由“文殊所说”和“佛为文殊所说”或文殊的其它“所说”共同构成的文字般若。
　　作为大乘法会上“智慧第一”的首席菩萨和“法王子”，文殊极大地辅助了释尊的教化，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东方个性和“外乡风格”。文殊的“妙智慧”妙就妙在妙达“第一义谛”、妙圆“不二法门”、妙入“自在三昧”、妙转“烦恼菩提”，进而妙言“不即不离”、妙喻“淤泥莲花”诸妙上，可谓无往而不妙。如果从文殊智慧的内蕴上讲，文殊法门就是这“六妙法门”。这“六妙法门”既集中地反映了大乘空宗的通义，又彰显出文殊智慧的鲜明特色和独有的“家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六妙法门”所彰显的文殊智慧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如果站在哲学的层面上研究文殊智慧，那么文殊智慧同时也是文殊哲学。在此，我们将智慧哲学并用。在西方的语汇里，哲学一词就是“爱智慧”的意思。看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智慧皆是人类共同的永恒追求。智慧有别于聪明。如果说聪明是人们在处理某种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上的一些机巧，那么，智慧就是人类对形而上的根本问题所具有的终极关怀。智慧可以涵盖和照亮聪明，但聪明却难以容纳智慧。爱略特所谓“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到哪里去寻找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即指此意。同样，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也绝非专业层次上的哲学专家，他们是爱智慧的“智者”，还有的会更进一步将他们的智慧落实在拯救人类苦难、解脱人类烦恼的具体行动上，成为一个“爱者”。大乘佛教里“悲智双运、福慧同修”的菩萨行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智者同时也应当是一个爱者。所有的菩萨都是慈悲和智慧的统一体。正如一位佛学家所言，佛的精神，决非偏枯的理智体验，而是悲智融贯的实证。它既是绝待真理的体现，也是最高道德(无私的、平等的慈悲)的完成。惟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彻证真实而成为般若。如果用当代著名的雪域佛学家多识·洛桑图丹琼排的话来讲，佛地智慧即“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两者的关系恰如“……水分和植物种子的关系。没有慈悲的水分，超世间智慧就像干枯的种子一样不会发芽；同样，若没有智慧的翅膀，慈悲的天鹅只能匍匐在地上，不能飞向万里晴空……”。追释尊、文殊原初以圣言设教之本怀，归根到底是为了救度人间苦难，解脱人生烦恼。文殊智慧的“六妙法门”门门都是救度苦难、对治烦恼之法。
　　所谓妙达“第一义谛”，就是让人们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度一切苦厄”的根本所在；它“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面对烦恼，要通过般若甚深智慧来深观法性，追溯元点，还原本来，探显究竟，将所遇到的形而下层面的任何具体问题、现实问题、人生问题皆与终极问题、“第一义谛”相联系，也即与空相应，与真冥合，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这样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表层看到深层，透过“有”看到“空”，以妙达“第一义谛”之空性来解构烦恼、放下烦恼、忘却烦恼、淡化烦恼、转化烦恼、超越烦恼，从而获得拯救和解脱。要想妙达“第一义谛”，就必须超越相待直至绝待、超越自我直至无我、悟空直到我空法空二性俱空的境地，最后空其所空，将这个空也空去。于第一义中，一法不立，一法不舍；从空起用，真空妙有。妙达“第一义谛”的智慧就是将这个“空”的过程视作一个无限否定、永远超越、“永不疲厌”的过程。每一次的否定都离肯定更近，但还不是肯定本身。所谓肯定就包含在无限的否定和无限的超越中，而“第一义谛”就同时隐含在无限否定所潜伏的空间里。这种“空”化的过程是一次次脱胎换骨式的蜕变、升华和质的超越的过程，是在否定中不断解构烦恼和超越烦恼的过程。它从本体论的根上刨掉了烦恼习气所赖以存在的依据。当悟到烦恼之“空性”时，烦恼也就立转为空，如一滴水顿时会消饵于空性本体的大圆觉海中。所以，妙达“第一义谛”的智慧可说是一种否定的智慧和超越的智慧。为了有别于其它类型的否定智慧和超越智慧，我们可以再加一句，“第一义谛”的佛家空慧就是无限否定的智慧和无限超越的智慧。它最后的肯定只是在无限的否定中显示出来。
　　“不二法门”是“第一义谛”的另一种妙达方式，它为悟入“第一义谛”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认识门径，人们可以通过“不二法门”更好地认识“第一义谛”。如果说“第一义谛”意识到存在的终极性，看到色中之空，有中之无，看到事物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性，那么，“不二法门”则看到事物在差异背后的同一性、同构性、平等性、和谐性和圆融性；如果说“第一义谛”是通过存在的终极性和本质性来解构烦恼的话，“不二法门”则是通过存在的同一性和圆融性来解构烦恼。既然“第一义”为空，那么空中万象就是同一的、平等的，因而也是相通的、和谐的、圆融的、无差异、无对立的；既然烦恼的根源皆由“二”而起，二是无明之源，那么，只有不二，才能破除由二带来的无明；只有不二，才能消融和泯除由各种对立、相待、矛盾、攀缘所造成的“二”，从不二中看到存在的同一性、和谐性和圆融性，即可解脱烦恼。这其实是站在对二进行否定和超越的角度来谈“第一义谛”的。二即有漏，不二即无漏。但不二非一，而是第一，是对一的再否定、再超越，这又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种“不二法门”的确不可思议。要想真入“不二法门”，必须达到“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甚至无有语言文字”(文殊语)的超绝境地。文殊妙圆“不二法门”妙就妙在他既意识到“不二法门”的不可言说而没有像众菩萨那样直接去说，但也没有选择维摩诘般的沉默不言，而是道不离言，以言遣言，说不可说，在语言中超越语言，从而不落有言和无言的两边，在道不可言和道不离言的紧张关系中圆融无碍，达致和谐。
　　在佛家看来，这种第一不二的不思议境界需要在禅定中证悟。文殊禅法的特质为无心而入的不思议三昧。在《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文殊菩萨自述的“实无心相而入三昧”与“更无心想恒与定俱”为文殊三昧之精义，乃系心一缘，久习成就。而佛在言明“菩萨摩诃萨若欲学菩提自在三昧……当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中学”之后，又向善男人、善女人们特别推荐了“系心一佛，专称名字、端身正向、舍诸乱意”的一行三昧，认为若依此修学，亦可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而将文殊菩萨前此提及的初学时尚需“系心一缘”具体落实到念佛之缘上。此一行三昧被后来中国禅宗中的“东山法门”奉为圭臬，尤为道信、弘忍、神秀发扬光大；倒是六祖慧能直心便是的一行三昧反而更神似于无心而入的文殊三昧。它由文殊在所说中显示并被佛陀所揭示，所谓般若无知，故无所不知；般若无得，故无所不得；般若无为，故无所不为。因无知、无得、无为，故可圆成大自在。这是文殊般若的方法论。
　　依第一不二之的形上之理，生出烦恼即菩提的“逆转”之法。烦恼由“二”招致，从世间法的常见来看，它是菩提的反面和敌人，两者是“二”和对立的。如果我们与烦恼为敌，或者以二法去对治二，那么结果会出现更多的二，出现更多的烦恼；此二刚伏，彼二又生。但是如果依“第一义谛”的“不二”之理作整体观照和辨证思维，烦恼其实又是菩提之母，失败是成功之母，逆境是顺境之母，二者又是统一的、相反相成的。如果善于转化，烦恼即是菩提。烦恼正可成就菩提。果能如此，我们就会从此不怕烦恼，而且还会正视烦恼，与烦恼和解，战胜和转化烦恼，化烦恼为菩提之大用和资粮；有此“善转” 之功，我们就可将危机转化为良机、将逆境转化为顺境、将不利转化为有利、将非道转化为正道。这是由“第一义谛”和“不二法门”所带来的力量和无穷妙用，由此也可成就“不即不离”——以出世为入世的即世人生和出污泥而不染的清莲人格，转染成净，转识成智，转凡成圣，转迷为觉，转烦恼为菩提。一个人是一个“不耐烦”的人，还是一个“耐烦”的人，关键看是否能够用这种大智慧完成这一转。处于现实生活的人们，不可能脱离自身所处的环境，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在人间寻求解脱之道，在烦恼中解脱烦恼。“第一义谛”、“不二法门”和“烦恼菩提”就是在人间寻求解脱之道，在烦恼中解脱烦恼的“不二法门”和可行之法。所谓人间佛教，所谓佛法在人间，不离世间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烦恼中解脱烦恼，才可让我们直面人生，正视烦恼，以一种积极的、勇猛精进的态度来转化人生、创造人生，不断为自己开辟出新的人生境界，并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己五维和谐圆融的境界；才可让我们以无限广大的胸怀来包容世界，包容他人，包容自己，并减少无谓的纷争，将干戈化为玉帛，将竞争变为合作，从而在“心”上彻底完成一次根本的蜕变和质的飞跃。
　　文殊通过妙达、妙圆、妙入、妙转、妙言、妙喻这“六妙”智慧与空相应、与真相冥、与外相通、与内相融、与人相和、与物相谐，从而大而化之、圆而通之、等而齐之、和而谐之，进而获得超越之意、和谐之理、圆融之境、自在之法和善转之力。它们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以不二门圆第一义，以第一不二的互通理，化转烦恼为菩提。一而三，三而一，无心用道，自在三昧，圆融无碍，最后成就以出世为入世的“即世人生”和出污泥而不染的“清莲人格”，这既是对文殊智慧本义的系统还原，也是对文殊智慧特色的哲学重构。正是文殊智慧本身所固有的这种业已“打通”的体系化的和谐圆融之理，使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创造性地完成佛教的现代转换，构建“新六和”即“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人间和美、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人文格局具有了一种内在的佛理依据。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哲学其实也是当代哲学，它们都是对当代问题所作出的思想回应；同时，古代的智慧也唯有经过今人的再理解和再阐释，才可重新复活并获得当代意义，才可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文殊智慧也是如此。作为一种东方古老智慧和传统文化中的精神遗产，文殊智慧所包涵的精神意蕴如果经过现代人的重新解读、合理扬弃和理论重构，即可凸现出独特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
　　一、文殊智慧可为现代文明的重构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一种别样的价值参照
　　自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历史进程中，科技和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但同时也遭遇到了现代性危机。继上帝死后，人似乎也死了。人一不小心落入自设的异化的陷阱，被自己占有的东西所占有，复又沦为肉欲和物欲的奴隶，成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无根可依的漂泊者。在出现了生态危机的同时，也出现了心态危机、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人类进化了智商，退化了智慧；发达了科技，淡化了人文；追逐了时髦，却遗忘了古代智者早已提醒的原初语词。所以，往往在最文明的地方同时也潜伏着最野蛮的力量。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即是明证。造成现代性危机的哲学根源是二元对立思维的扩张和理性主义的主宰，以及终极关怀的缺失和爱心的荒芜。这些哲学上的偏颇落实在形而下层面，则会使人类的发展不断陷入悖论的泥沼。不仅有真假的悖论，还有善恶的悖论和美丑的悖论。人类的生活就象按下了葫芦升起了瓢，好的坏的总是一道来；人们争得了好的，却总也摔不掉坏的。人类最大的敌人变成了人类自身和每个人自身。现代文明急需在重构中调整自己的价值航向，进而能够真正寻求到一条走出异化怪圈、以人为本、多维和谐的新的发展之路，使人类得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在危机的临界点上同时也孕育着解决危机的办法。许多智者都开始思考和探索现代文明的重构问题。汤一介先生认为，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回顾其文化的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中国哲学正在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会的转型期。它一方面在创建着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中国化的种种哲学流派(如中国化的现象学、中国化的解释学等等)；另一方面也在吸收着西方哲学(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的哲学)更新中国的传统哲学，创造着新的现代中国哲学(如现代新儒学，或者现代新新儒学、现代新道家等等)。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必将在“反本开新”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取得辉煌的成就；所谓“开新”，即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传统哲学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出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并给以新的哲学解释，才可以使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
　　现代文明的重构就是这样一个返本开新的过程。真实的必是原本的，而且最初的往往就是最后的。古代的原初智慧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校正现代文明的偏弊，给现代人以清醒的警示。现代文明的重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具体问题，但以下几点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我们应当有一个出世的超越维度。过分物质化、肉欲化的追求会使人沉溺于感官享受而忽视更高的精神追求，很容易被物化和动物化，从而失去人类应有的高贵和尊严；会使人落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陷阱，日益变得世俗化和低俗化，从而养成“消费性格”，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出世的超越维度则可使人跳出自己业已陷入的现代性怪圈，站在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反观人类自身及其与所处外部环境的关系，找到自己的“根”和“家”，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高贵，意识到精神的力量和情感的价值，意识到自己心灵深处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意识到人类幸福的真谛，从而能够役物而不役于物，在俗而超拔于俗，在回归中完成心灵的超越。其实，通过向外逐物、向自然掠索来满足欲望的文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人类逐物不返，将欲望变质为永无休止的“贪欲”，走向一种“深度迷失”，而人类的心灵深处就潜藏着幸福的源泉，蓦然回首，反求诸己，注意发现和开发我们自身本有的资源，或许会建构一种最简单、最节约、最和谐、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绿色文明模式。这种出世的超越维度是对人类自身的提升和警醒，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永远的航标和指南。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整体圆融、多维和谐的智慧。这种智慧能够有坚实可信、自身融贯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并且具有现代性、超前性、开放性和普世性。它应当有助于打通由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造成的各种对立、矛盾和阻隔，使世间万物在终极性、同一性、圆融性的层面上达成新的整合；它应当有助于推进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并且促成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多维和谐、多元共存。这种智慧遍布于中外古今的许多先哲和今哲的智慧中，需要在新的层次上加以梳理和会通。比如“现代新儒家”之一的方东美认为，华严学的“主要理论系统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智能上所发挥之广大和谐性”，在中国文化“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当创造性超越破坏性时，和谐也同时盖过了纷争，那时所存的，乃是根据人性而完成生命理想的精神大凯旋”，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富有启发意义。
　　还有，我们需要爱心和灵性。在一个没有彼此关爱、没有同情友善的世界里，人的生存无异于一场苦役。人类有太多的苦难、痛苦和烦恼需要用爱来抚慰、融化和拯救。只要彼此给予，就互相都能得到。许多人由“存者”进化为“智者”已属难能可贵，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在智慧的引领下，进一步将自身提升为一个“爱者”：爱真理、爱自然、爱他人，这同时也是最好的爱自己；另外，面对无限存在和未知世界，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理性和逻辑有时会捉襟见肘、悖论百出，还需要用活泼泼的灵性去把握。如果说理性是对本性的超越，那么，灵性则是对本性和理性的综合超越。一个灵性的世界，是一个生机盎然、充满创新活力的世界。
　　上述各点，我们皆可在文殊智慧哲学里找到基本的质素。它可为现代文明的重构提供别样的价值参照。那种在“出离—解脱”中所体现出的终极关怀和超越维度，在“不厌生死、不欣涅槃”中所体现出的慈悲精神和救渡情怀以及在以“第一”解构、以“不二”圆融、以“逆挽”转化、以“遮诠”显示、以“三昧”证悟所体现出的智慧和灵性皆可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这种“原初的语词”和独特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重新唤醒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可重新唤醒那些被我们在迷失中丢失的记忆，可重新激活我们的灵性和爱心。文殊智慧中尽管包含着许多需要剔除和扬弃的唯心主义杂质，但它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以及对待诸矛盾大而容之、圆而通之的精神，在当今矛盾重重多极化社会里仍然富有启发意义，是疗治“现代病”的一剂“红尘清凉散”。如果我们能够从文殊的智慧精神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并从中衍生和转换为现代人所需要的生态智慧、道德智慧、和平智慧、和谐智慧和心理智慧的话，那么，最古老的东方智慧将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成为建设先进文化的取之不竭的价值资源。
　　文殊智慧既是佛地智慧的总体表征，同时也是东方智慧的一个典型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子美先生认为，与西方的智慧之神雅典娜相对应，文殊是东方智慧之神，或者应当是东方智慧的象征；不仅如此，正如印顺长老等所提示的那样，文殊智慧还可说是中国禅宗的一个源头。文殊直达“第一义谛”所彰显的“顿悟”法门以及“不二法门”、“自在三昧、”“一行三昧”，皆为后来的中国禅宗所发扬广大，但文殊智慧中还包含着比中国禅宗远为丰富的内涵。在“禅学”已被许多人说滥了的今天，更为体系化的文殊智慧似乎还可在返本开新和重新复出中成为“禅学”的一个升级版本。
　　二、文殊智慧可为五台山文殊文化的构建奠定一个哲学的义理基础
　　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目前皆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殊智慧文化、普贤文化、观音文化和地藏文化。其中，尤以观音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内容最为丰富。由于五台山被汉藏佛教徒共同确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而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教里又是主司智慧的菩萨，所以五台山又被称之为“智慧山”。可以说，文殊智慧构成了五台山佛学中最具形而上意味和最富有文化特色的部位。素有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盛誉的五台山尽管已将文殊文化作为打造自己名山文化的特色定位，但目前对于文殊智慧本身所包含的哲学内蕴还是不甚了了。人们只知道智慧文殊之名，而昧于文殊智慧之实。这样，没有文殊智慧义理支撑的文殊文化也只能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空壳，必将会因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流于形式和低俗化。所以，文殊智慧哲学的构建是五台山文殊文化得以形成的最基础的理论工程，它是文殊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义理前提。人们可以首先通过对文殊智慧哲学的把握，更深层次地了解千余年来在五台山上所形成的文殊文化和全方位的五台山文化，从而提高佛教名山的旅游品位和文化层次，这可谓是文殊智慧哲学现代价值的又一种体现形式。文殊智慧哲学的发露，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驱散笼罩在佛教名山上空的神秘主义的迷雾，使人们不是在迷信中祈求护佑，而是在智慧中得到感悟，从内心中获得拯救和解脱的力量，从而使佛教名山之游由“烧香拜佛、见庙磕头”变为真正的“心中的朝圣”，这才是文殊智慧所要修成的正果。
　　由文殊所表征的佛家智慧不但是东方佛教文化的奇葩，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殊智慧中所蕴涵的有机整体观、辨证思维、超越精神以及对待诸矛盾大而容之、圆而通之的和谐圆融精神，在当今矛盾重重的多极化社会里仍然富有启发意义，对疗治由主客、人我“二元对立”所引发的各种“现代病”，可谓是一剂提神醒脑、济世利人的“红尘清凉散”。在文明的回归和重构中，浮躁的现代人或许会从中获取一种别样的灵感和有益的价值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