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论佛教革新运动中的困难问题

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论佛教革新运动中的困难问题

关于佛教的整理或改革，一般人都认为是一桩艰巨的工作，有人并且说足一切改革工作中最困难的一环，我近来也深深觉得。但所谓艰巨或困难，一般人大都指形式或制度而言，我所觉得的艰巨与困难，则不单足形式或制度而已；并且以为形式或制度的整理，并不足一桩很难的事情。因为某些佛教问题，其实不是佛教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譬如寺庙的零乱，僧尼的庞杂，以及戒律与清规的废弛等等，我认为都足社会问题而不足佛教本身的问题。社会问题将随社会的进展而逐渐得到合理的解决，就是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和封建顽固的堡垒，就我看来，决不可能存在很久。所以我始终对于佛教形式或制度的改革，抱定乐观的态度，如要解说，也很简单。

我们知道寺庙之所以零乱，僧尼之所以庞杂，完全由于过去寺庙经济宽裕的关系，或者说足吃饭太容易的关系。佛教界内不足流行着“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两句诗吗?  “饭似山”，“任君餐”，何等阔绰，何等自由，欲求不零乱庞杂而不可得，  自然谈不上戒律与清规了。现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天下丛林吃饭难，钵盂到处不成餐”，把佛寺当作救济院的情形以后不会再有的了，僧尼分子也就庞杂不起来；僧尼分子不庞杂，寺庙也就不会零乱，就有戒律与清规可讲了。这不足很简单很明白的事吗?就这一点说，我们的拥护《共同纲领》和《上地改革法》，也是为了佛教的整理或改革。而《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足中国人民革命的大宪章或基本政策，决不因为我们佛教徒的拥护与否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不管中国佛教徒对于《共同纲领》及《土地改革法》的态度如何，这个大宪章或基本政策必定全部付之实施的。那也就是告诉我们，不管全国寺庙僧尼以及所有佛教徒对于佛教整理或改革的态度如何，佛教的形式或制度总是要整理或改革的。我的所以乐观，其原因在此。当然，提到整理或改革，无论在那一个过程，那一个阶层中部有曲折，都有困难的，所谓乐观，乃是就总的趋势而说。

那末所谓困难是什么呢?我深深的感觉到，佛教徒(包括出家僧尼，在家男女居士在内)的思想与行动大都(不足完全)暮气沉沉，缺乏朝气。好像一学佛，就把人类一点精光灿烂的势力埋葬起来似的。用佛教的用语来讲，或者可以说是放得下、提不起。然而照禅宗祖师们的说法，放得下的一定提得起，提不起由于未曾放下。这个放而未下、提而不起的状态，最足尴尬，沉沉的暮气，足从这里放散出来的。那末佛教同人们平常说“四大皆空”、“如梦如幻”，还有什么放不下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想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说起。

个人主义(Inpidualism)是一个常用而极为流行的名辞，他的含义很多，大概为：相信个人是真实的，相信一切社会组织是由个人构成，以个人为其终极或最后的单位；相信一切社会组织是为个人而存在，及以个人为目的。总之，以个人为主体，而团体组织次之。这个思想的起源很早，应该追溯到两千五六百年以前。

梯利(Frank Thilly)说：“西洋古代的民族中，其思想很少有超出神话的阶级以上”。(陈正谟译《西洋哲学史》第一页)其实何止西洋古代的民族如此，东方古代的民族也是一样。这说明人类最初被神话迷信统治着的。被神话迷信所统治，就不能不服役于鬼神。如《国语》卷二云：“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这已经是很文明的记载了，此外许多野蛮的非人道的举动，大家也都知道，不必详举。嗣后人类的文化进步了，就有人向神权提出抗议，如《左传》卷三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希腊的勃洛塔戈拉斯(Protagoras)说：“人足万事万物的尺度。”印度的释迦牟尼也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许多代表人类智慧的至理名言，都发生在二千五六百年前左右，一般哲学史上，通常称之为“人的发现”。也就是说在二千五六百年前，人类才开始确立人的尊严，以反抗或解放神权迷信加于人类的压迫。“人本主义”(Humanism)的思想，从此萌芽。

人类的历史上，自从发现了人，产生了人本主义，文化才有正常的进展。可是进展的方向，也有两面：一面足向个人主义走，一面是向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走。先说向个人主义走的一面，以西洋文化为代表。西洋文化的开创，自然要上溯到古代的希腊。希腊人个性特别发达，爱形式的美，重视体格的健康，有独立自由的精神，而结果形成一种个人主义。又希腊哲学家大都认为灵魂是一种心理的个体，是一种有实质而永恒的实有物。他是我们的“自我”，表明了此一人和彼一人的区别，表明了心理自我和肉体自我的区别，也表明了个体人格足可和他的团体、他的家庭分离的。柏拉图(Plato)主张灵魂不朽，主张灵魂迁移，及以灵魂之离开身体为可喜，也就是把灵魂看作一种独立自存的事物。在柏拉图眼中，灵魂是一种纯粹心理的原子，是私有的、孤独的、无所联系的，这也助长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其后基督教的灵魂观，也受了柏拉图的影响，所以基督教的建立者仍着重灵魂的原子状态，仍着重个人自身的责任，而家庭的联系为次要。如《马太福音》第十章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绝好的证明，所以基督教是偏重个人主义的，西洋社会也就很自然的偏重于个人主义，因为基督教足西洋文化的主流。不幸基督教成为西洋文化的主流之后，教会的神权封建统治，把新鲜活泼的人本主义，活生生地扼杀了，因此造成西洋中古史上的黑暗时期。

文艺复兴举起了反抗神权封建统治的大旗，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更是从宗教本身解放教徒，打破教会包办制度的急先锋。这也就是重行恢复人本主义，走回个人主义的路子，这时候资本主义已渐萌芽，加上工业革命的成功，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经济上层开了自由竞争，使个人主义格外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西洋文化能有今日的伟大成就，也未始不是肇端于此。但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最高峰，造成了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条断送个人主义的死路，此路不通，个人主义实有修改的必要。过去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通常把法西斯主义归入“集体主义”里面，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看，希特勒提倡优秀民族论，实施吓诈政策，那一样不是个人主义极度发展的表现。所以法西斯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都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无可发展，“图穷匕首见”的狰狞面貌。美帝国主义者目前疯狂的侵略行动，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

帝国主义必然死亡，而且为期不远。但是人类要活下去，活下去必得走活路。个人主义的死路不能再走的了，就只有向“集体主义”走。共产主义的基本精神是集体主义。一般人提到“集体”就头痛，认为“集体”以后，就失掉个人的自由，宣告了个人的死刑。去年二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和几位镀过金的教授谈起解放的一切，他们都非常骇怕，认为解放之后，决不会要他们教书的了，学术研究也一定没有自由，所以他们都苦闷得要死。现在事实证明不是那么一会事，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是应用唯物辩证法解决一切问题的，从每一个问题的发展过程，内在矛盾和对立的统一等方面去解决问题的。因此共产党所采取的集体主义，决不是片面的集体，抹煞个性或个人的集体，而是吸收了个人主义的长处的矛盾统一的集体主义，我创造一个名词，称之为“人本的集体主义(Humanigtic Collectivism)。法捷耶夫说：“苏联文学重复证实了那伟大作家高尔基所说的话：“人，这是多么骄傲的名字啊!”苏维埃文学努力着使人类价值恢复其真正的意义。”(袁水拍译《我们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李立三也说：“旧社会整个生产制度，整个生产组织，都建筑在机器值钱，人不值钱这样一个基础上的。现在首先要大家改变重视机器，轻视人的观点。要学会重视人，要懂得人是最可宝贵的资本，足人造机器，而不是机器造人。”(《劳动政策与劳动部的任务》)这都可以证明我所创造的那个名词足有道理的。又“人本的集体主义”之具体表现为民主集中制，从这制度所产生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也可以见到“人本的集体主义”的确吸收了个人主义的长处。他给个人以充分的自由与合理的尊重，而又不足漫无边际。新中国的成功在此，人类之有光明的前途也在此。

西洋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西洋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文化，铁案如山，谁也不能否认，那末我们中国呢?中国文化正式的开展是周朝，通常以周公、孔子为代表人物。周公制礼乐，建立了宗法社会的基础；孔子注重实践，思想也比较开明，但对于宗法制度极力加以维护，所以我国文化的面貌，始终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后来道家思想出现在战国时代，以老庄为代表人物，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这两派学说在秦汉之际合流而形成像董仲舒那样杂牌的儒家，终两汉之世，纠结一团，历时愈久而愈不能分，造成表面是儒家而内容是道家的意识形态。这个阳儒阴道的意识形态，我也创造一个名词，称之为“封建的个人主义”(Feudal Inpidualism)。封建的个人主义与单纯的个人主义不尽相同，单纯的个人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封建的个人主义则夹杂着以宗法或家族为本位的成分在内。这是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二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停滞不进的原因之一。

两汉以后，阳儒阴道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发展，魏晋清谈，六朝玄学，大家晓得道家的气息很重，宋明理学有人讲过程朱受道家的影响甚大，而不知除陆王稍受佛家影响外，其余十之八九皆道家的余裔。就是解放以前许多正式讲理学的学者及其着作，我也认为骨子里面还是道家的思想。所以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思想，表面是儒家，实际是道家。道家思想支配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而学术界无人注意，岂非咄咄怪事。凡此种种，我将于《中国哲学研究》，《佛教与中国思想》及《论乡愿文化》三书中详论之，兹不具述。

“封建的个人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封建的农业经济，至鸦片战争之后而发生动摇，辛亥革命之后而摇摇欲坠，加以帝国主义势力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十年之内造成了次殖民地的经济，被“五四”运动所揭开的封建黑幕、自始就未能抛弃；同时更搀进了帝国主义带来的变了色的个人主义，使我国人民在思想方面加重了苦难、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之下，为什么那样贪污腐化、荒淫无耻的主要原因。最近梁漱溟先生说：

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本来要管亦管不了，他们原是被人管的。而那些管人的呢?把持国事，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其坏事作尽，正为其好话说尽。可怕的莫过言不由衷，恬不知耻；其心死绝就在这里。全国在他们领导下，怎不被拖向死途!  (《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

过去情形确实如此，据我看来，乃是在次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封建的个人主义”和变了色的个人主义混合起来所表现的结果。而现在呢?梁先生又说：

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的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在工人就技艺日进，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在农民则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现他们的大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作。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予，而想千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同上)

这的确也是老实话，据我看来，乃是彻底抛弃了封建的个人主义，实践了“人本的集体主义”之结果。我欢迎这个人本的集体主义，称扬这个人本的集体主义，讴歌这个人本的集体主义，并将追随这个人本的集体主义。

回头来谈谈佛教。据我看，释迦牟尼从婆罗门教神权封建统治里面发掘出了“人”，建立了人本主义而不是向个人主义的一面走，乃是向集体主义一面走的。譬如“僧”的全译为“僧伽”(Samgha)，其意义如《大智度论》卷三云：“僧伽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一一树不名为林，除一一树亦无林。如是一一比丘不名为僧，除一一比丘亦无僧。诸比丘和合故名僧一。又《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一云：“僧者以和为义。”所谓“和合”或“和”，正确的说法为“六和敬”，又名六慰劳法，六可法，简称六和。《大乘义章》卷十二云：

六和敬者，同止安乐不恼行也。起行不乖名之为和，以行和故情相亲重，  目之为敬。和敬不同，一门说六：一身业同，二口业同，三意业同，四同戒，五同施，六同见。身业同者，略有二种：一离过同，同离杀盗邪淫等事；二作善同，同为一切礼拜等善。口业同者，亦有二种：一离过同，同皆远离妄语两舌恶口绮语；二作善同，同为赞诵赞咏等善。意业同者，亦有二种：一离过同，同离一切烦恼业思；二作善同，同修信进念定慧等一切善法。言同戒者，略有二种：一受戒同；二持戒同。言同施者，略有二种：一内施同，  自舍己身奉献给尊事；二外施同，舍余资生。言见同者，见谓见解，略有二种：一世谛中见解无别；二真谛中见解无别。

六和敬的解说，又有约为：“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也足以充分表现集体主义的精神。经律论三藏中的律藏，完全为维护这六和敬、完成这六和敬而设。六和敬完成，僧伽团体成为人类社会上理想的乐园，这在神权封建统治压迫下的古代印度人看起来，一定觉得非常新鲜，非常温暖，好像一个人从冰天雪地或孤零零的荒郊，骤然走进了装有暖气的家园。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当时能够摄化那么许多信徒，战胜一切外道邪魔，而不必像其他教主借助于计谋或武力。关于这许多，我拟写《革命的佛教》，《释尊及其弟子》两书详论之，这里不多说。

又《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云：

菩萨行胜义故，于一切法平等平等，以真如慧如实观察，于一切处具平等见，具平等心，得最胜舍。依止此舍，于诸明处(五明：内明为佛学，声明指文字学文学等而言，因明相当于论理学，工巧明包括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医方明可知)一切善巧勤修习时，为断众生一切疑难，为惠众生诸饶益事，为自摄受一切智因，虽复遭遇一切劬劳、一切苦难而不退转，速疾能令身心无劳倦，于诸善巧速能成熟。得大念力，不因善巧而自贡高，亦于他所无有秘吝。是诸菩萨于生死中如如流转，遭大苦难，如是如是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堪能增长。

这里面我们要注意所谓大乘菩萨行，是在生死苦难中，烦恼纷扰中开展出来的。也就是把人家当作自己，从为人的工作中充实自己。所以大乘菩萨深入群众，随众生投入驴胎马腹都可以，这更鲜明的揭示了集体主义的精神。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行”的理论根据，当然很多，现在也不谈。

我们如果学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讲，释迦牟尼佛从人本主义走向集体主义，可以说是人类思想上的“早熟”。恩格斯云：“辩证的思想却为人类所独有，但是要有辩证的思想，也必待发展到较高程度的时候。(如佛教徒与希腊人)其完满的发展更足迟了，直到现代哲学才算达到。”(杜畏之译《自然辩证法》第241页)这里面所谓“发展到较高程度”，或者含有“早熟”的意思，所以佛教在印度流传了一千多年，经过几次巨大的变迁，而仍不能为印度社会所全部接受，终至衰亡。其来我国，又正在“封建的个人主义”成熟之后，西来僧侣自始就和方士混在一起，不能不用神异天堂地狱、祸福休咎等一类宗教的情调吸引信徒，于是和“封建的个人主义”刚好合拍。佛教本有的精神以及大乘菩萨行，据我看来，在中国佛教史上除了个别的大德、少数的宗派偶有所表见外，很少发生作用。写到这里我想谈一谈禅宗史上的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

《景德传灯录》卷六附《禅门规式》云：

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乃曰：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耶?  (原注：旧梵语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哉?师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于是创意别立禅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号曰长老，如西域道高腊长呼须菩等之谓也。既为化主即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设长连床施椀架，挂搭道具。除入室请益，任学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闽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坐，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实主问酬、激扬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斋粥随宜，二时均遍者，务于节俭，表法食双运也。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务谓之寮舍，(原注：主饭者目为饭头，主菜者目为菜头，他皆仿此。)每用首领一人管多人营事，令各司其局也。或有假号窃形混于清众，并别致喧扰之事，即堂维那检举抽下本位挂搭，摈令出院，贵安清众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众烧衣钵道具遣逐，从偏门而出者，示耻辱也。

禅宗通常称为教外别传，其实足教内精髓，百丈清规也颇得集体主义之意。兹再举公案一则如下，藉以考见禅宗丛林开始时“和合”的情形：

因普请锄地次，忽有一僧闻饭鼓鸣，举起锄头大笑便归。师(即百丈)云：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适来见什么道理便恁么?对云：适来只闻鼓声动，归吃饭去来。师乃笑。(《景德传灯录》卷六)

自从禅宗盛行，其他宗派都被压倒，一千年来的中国佛教史，简直就是禅宗史。百丈清规，也就成为全国寺院的清规。就是到现在，寺院里面职事的名目依然承袭未改。所可惜的足一般寺院只抄袭了百丈韵皮毛，而没有师法其精神。加以历代朝野的信奉施舍，全国寺院大都拥有相当多的土地和房产，学佛的六和僧团，一变而为赖佛逃生者的寄生之所，百丈清规一再修改，居然与“封建的个人主义”沆瀣一气，禅宗祖师们所提携的“了生脱死”，以及净土宗的“往生西方”，密宗的“即身成佛”，也带着道家羽化登仙的浓厚的臭味。老实说，中国佛教自赵宋以后，简直足“三教同源”，一塌胡涂。如果稍加分析，则形式搀杂了儒家的宗法制度，内容则是道家的个人主义。住持佛法的“僧宝”如此，皈依三宝的男女居士当然也未必能见过于师。盲盲相导，天下同风，造成佛教界的“死水一潭”。

这一潭死水，在解放之后，稍稍起了一点波澜，乃是因为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的关系。可是据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佛教界还未十分警觉，若干寺院及其负责人还在那里散布死气；至使大部分佛教徒对于世出世间的是非邪正，还分别得不大清楚，这就严重的影响到整理或改革了。我的所谓困难，乃在于此。换一句话说，佛教徒(包括大部分出家僧尼在家男女居士在内)放不下“封建的个人主义”的包袱，提不起走向“人本的集体主义”的任务，徘徊歧路，趑趄不前，一切就不免落后，暮气沉沉了。

但是佛教徒能常此终古吗?我们不妨学陈铭枢先生的笔调答曰：不能，不能。上宋我已从个人主义的起源，说到今后人类社会非走“人本的集体主义”的道路不可，而且苏联和我国已经走上了这个道路，一切开展得很好，以后必能充分达到集体主义的最高目标。则佛教徒背上的那个沉重的个人主义的包袱，亦必有放下之一日；佛教早熟的集体主义的精神，终会被采取应用。因此我对于佛教的前途，始终是乐观的；同时认为整理或改革佛教，不单单是为了佛教，而是为了人类的前途，为了完成自己做人的任务。同志们!我爱这个时代，我尤爱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

(原载《现代佛学》1950年第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