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禅宗思想与《楞伽经》的关系

　　禅宗的起源，在于世尊的正觉。虽然从历史记载上看“传灯”似乎成为问题，然而“传灯”授受，心心相印，有其由来。根据《景德传灯录》卷一说，世尊一日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在座大众中唯有其弟子摩诃迦叶微笑示意，于是佛陀便对他说：“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汝，汝当护持，并敕阿难副贰传化，无令断绝。”并说偈言：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

　　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然后又告诉迦叶：“吾将金缕僧黎衣，传付于汝。转授补处，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迦叶闻偈，头面礼足，曰：“善战，善哉，我当依敕恭顺佛教。”

　　经过这场大法授受，大迦叶尊者便成为弹宗第一祖。自此历代祖师传法付衣，成为大法传授、灯灯相续的真传，直到菩提达摩继承这一传授，而成为第二十八祖。槃普通年间，菩提达摩尊者来到中国，传授给慧可，于是达摩成了开创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也付与慧可僧伽黎衣和宝钵以为法信。所谓“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并说：“吾灭后二百年，衣钵止而不传，法亦大盛。”乃说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然后又对二祖慧可说：“吾有《楞伽经》四券，亦用付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由此而知，达摩祖师传法授衣后，还传授了《楞伽经》四卷，并说明此经是如来心地，要二祖慧可弘扬此法，开示众生悟入。从而指出了《楞伽经》对禅门学者的重要性。

　　但是，达摩大师又说他所传授的禅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从而又指出了禅的立宗基础及体验的方法；既然是“教外别传”，故无所依的经典，既然是“不立文字”，；故也没有文字上构思推究的理论，只以“见性”一事为“成佛”之道。根据这些教导，所以禅宗接化学人，都是用解粘去缚的手法，应病与药，使学人直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以心传心，师徒默契而已。禅的至眼是亲证真如法界，而不是一种真理的概念，这必须如实体验才得理会。所以说禅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也并不轻视经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中峰和尚在《山房夜话》里说：“譬如四序成一发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别也。其所不能别者，一发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贤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单传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禅为诸宗之别传，而不知诸宗亦禅之别传也。会而归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慈悲拨济之心也，教宗乃阐一佛大智开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庄严之心也；禅宗乃结一佛大觉圆满之心也。日本临济宗的创建者荣西禅师在《兴禅护国论》里说：“与而论之，一大藏教，皆是禅所依之经典，夺而言之，无有一言为禅所依之经典。”

　　由此当知，扫除了禅教的矛盾。教即是禅，禅即是教，故教无可舍，一切教都是禅。所以禅宗对于经典的看法，也和其他各宗不同，可取则取，可舍则舍，不受任何束缚，自由任用。心有助于禅旨的举扬，三藏教典，拈来就用，用罢即了。这是禅的经教观。从参禅者自己用功方面来说，有时也须看经教，所谓“以教照心”，就是根据经典J听说的思想来对照自己的体验，鉴定其正确与否。从这点来说，禅师也有应用经教的时候，古来禅门大德，从看经教而开悟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不立文字”不等于不用文字，因此，初祖达摩大师在传《楞伽经》四卷给二祖慧可大师，是有其深远用意的。

　　慧可大师在承受《楞伽经》之后，即于邺都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归依，如此积化三十四载。《楞伽师资记》说二祖曾引《楞伽经》云：“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死，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净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能成佛者，无有是处。”这就说明二祖对之楞伽经》的重视。

　　但是，慧可的讲话《楞伽》是专附玄理而不拘文字的，并且说法也时有变化，所谓通变适缘，随缘便异（后来法冲从慧可后裔得着的传授，即是如此）。这完全是一种自，由解释的方法。因而在他北去邺都讲学之时，就受到文学之士的鄙视，还生出种种是非，使他流离多年，终身潦倒。只是由他创始的这一种讲经方法，却给与其后各家以很大的影响。他们都同样地自由自在来引经据典，到了神秀组织五方便法门，更发展到极点，随意驱使经论都做了它的注脚（因此宗密的《圆觉经大疏钞》谈到神秀的禅风以“方便通经”做标题）。慧可的撰述观已无存，他是怎样的自由解经，难以举例。不过，据《楞伽师资记》所说，从楞伽师的第一代求那跋陀罗起，就已提出经文…诸佛心第一”这句话（后世还说成“佛语心为宗”）来做一宗的宗旨。原来此句指的是佛说的枢要，心字是核心的心，译经者还附经说明。但禅师们还不理会这些，仍旧随意借用了，认为是心灵的心。这是自由解经最典型的一例。慧可的讲说方式，大概也相差无几。所以他终于明白地提出四卷本《楞伽》来和当时新译的十卷本之说相对抗。在达摩祖师去世之后，他又为道俗徒众奋其奇辩，呈其心要，使他的《楞伽》创解一时间言满天下，从此便有了常常随身带着四卷木《楞伽》的禅师。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原始的禅宗思想是怎样的和四卷本《楞伽》密切相关。

　　《楞伽》的四卷本和十卷本，其内容有详略的不同，可不待言．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还是在于依《胜鬘》而说佛性的——段。四卷本此段将佛性和人心看成一事，以为不过说起来的名目有些区别而已（说佛性用“如来藏”，说人心用“识藏”，经文结合两者说成“名为如来藏的识藏”）。丽十卷本就完全不一样，它将两者截然看成两事，即已特别加上了“如来藏识不在阿黎耶识（即“识藏”的异译）中”的一句，又一再说它们是“二法”。从这一分歧点出发，四卷本原来只说有一心，一种自性清净的心，而十卷本则说成二心，净心和染心，其它有关的理论也都跟着有了变化。所以慧可声称受了达摩的付嘱，必需用四卷本《楞伽》为践行的依据，是有其用意的。

　　另外，六祖以前的禅宗传法，不但对正传付与《楞伽经》，对旁出也毫无例外地传法必授经。《灯录》还在二祖旁出的慧满禅师传中说：“常赉《楞伽经》四卷，以为心要，如说而行。盖遵历世之遗付也。”慧满禅师所持《楞伽经》当然是从二祖那里承受而得，并且如说而行，即显示了参禅者遵从禅门历世的遗付，以及重视《楞伽经》的印证，也说明达摩大师所说入道的“二入四行”与《楞伽》宗旨是一致的。